国家级贫困县———重庆巫山县交通局原局长晏大彬因涉嫌受贿2226万元受审。据计算，其受贿金额相当于当地年财政收入的20%。(7月17日《成都商报》)

虽然贪官贪污受贿的金额不断刷新，一再提高国民对腐败的容忍阈值，但是一个国家级贫困县的交通局长，在短短6年间受贿金额高达2226万元，相当于整个县年财政收入20%的事实，还是让人感到震惊与愤怒———交通局长从路桥等公共建筑项目中吃回扣、受贿，不仅浪费了纳税人的钱，还严重损害工程质量，制造“豆腐渣工程”，威胁民众的生命安全。从这种意义上说，这种贪官是不折不扣的“杀人犯”，理应严惩！

这位局长因此被称媒体为“重庆第一贪”。窃以为，且慢“封衔”，2226万元是否有资格夺得“桂冠”亦未可知，盖因如今的贪官早就进入“千万级”的时代了。单就今年媒体曝光的贪官，达到“千万级”的就有很多:

北京市海淀区原区长周良洛受贿1600多万；山西临汾副市长苗元礼据传受贿7000万；陕西省高速集团原董事长陈双全受贿1700多万；晋煤集团原供应处处长孙水有2000多万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南宁市政管理局原局长受贿2600余万元；山西贫困县县长崔保红五年敛财近1000万；广西贵港市委秘书长高二刚夫妻搭档贪污千万……

从今年这份贪污受贿“千万级”官员的不完全名单中可以看出几个特点:一是“低职化”，大多数官员在处局级，甚至是科级、科员；二是“低龄化”，不少官员年龄都在40-50岁之间；三是“公开化”，许多贪官贪污受贿都是明目张胆的，从过去遮遮掩掩的“潜规则”变成了如今几乎明码标价的“显规则”。

贪官进入“千万级”时代，既证明了人性贪婪这个铁律———不管他受过何种教育，是何党派，在何岗位，只要拥有可以权钱交易的权力，就可能会心生贪念，如果不受束缚，就会把贪念变成贪行；这也昭示了机制反腐功能的失灵。试想，像文首提到的晏大彬6年受贿2226万，没有受到任何来自体制内的管束，直至一个偶然机会———厨房渗水把8纸箱的钱泡湿，被警察与物管发现才东窗事发。体制漏洞之大，可以略见一斑。

75年前，官员贪污500元就可能会被判死刑，到了今天贪污千万也可能只是领刑十年八年，在法学家看来这是法治的进步。不管是不是进步，在少杀慎杀的时代、缺乏震慑手段的情况下，如何遏制住官员贪腐的势头，这是摆在执政者面前迫切而艰巨的任务。因此，反腐利器还有待体制创新，而不是小修小补，那些只唱唱廉政歌，或者到监狱参观之类的“花样反腐”，是靠不住的。

专题：杂谈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