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生离死别

和林昭一样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张元勋，早在 58年就被秘密逮捕，判刑八年，到1965年12月24日，名曰“刑满释放”。但“四人帮”时代的“法律”规定，仍不能回家安居或步人社会就业，而是强留在劳改队里仍旧进行着所谓的“继续改造”。这期间，他和林昭的母亲许宪民恢复了连系。
下面我们再摘录一段张元勋的回忆：
“我终于确定1966年的4月底或5月初到上海狱中探望林昭。我深知探望犯人必须是直系亲属，我于是建议许妈妈与上海监狱当局交涉时不妨说我是林昭的“未婚夫”。其实这仍极勉强，因为未婚男女仍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亲属，但惟此一计，别无妙策。后来许妈妈来信说：“此计奏效，已获允准。”
我于是请假，从河北省某地的一个劳改农场，途经天津，回到阔别九载的青岛。（我自五六年寒假回家，开学赴北大，五七年未能回家，后又八年徒刑，共别九载。）邻居们用警惕的目光窥视着我这个反革命分子的归来。阔别九载，祖母早已谢世，父母老矣，发如冬雪，家中多了一个女人，那是我的大嫂，还有一个六岁的女孩，那是我的侄女！
我的大哥因我的沦落也被株连，他用一双昏花的眼睛看着我。作为弟弟，我实感惭愧，我带给他的惟一“贡献”，就是这多年来的屈辱人生！
　　但他却沉重地内疚着，他告诉我说：“1960年秋天，非常意外地收到林昭从上海的来信，询问你的情况，也询问我们全家的情况。我给她回了信，告诉她我正被管，你正被押，惟有三弟正在医学院读书。我们恐信中有诈，要求她寄一张照片。信寄出未久，即收到她的第二封信，写得很长，羽声慷慨，说她的妹妹也在学医，还说‘今朝为士，不为良相，当为良医’。并寄来一张照片，背面题诗一首。”他从一本旧日历里翻出那张一寸照片，背面写着的诗如下：
　　楚头吴尾劳相关，顾影低徊敛鬓斑
　　困顿波涛往岁月，凋零风雨旧容颜。
　　堪憎勿怪人争避，太冷应疑我最顽；
　　粉黛滔滔皆假面，笑君犹自问庐山。
大哥还说，“林昭第二封信中曾提出要到青岛我们家来，当时，因你在押，街道治保人员对我们家监视甚严，林昭若来，必然会为他们所注意，那时我们家其实是一个险境，她来此岂能安全，我回信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她，未料，从此不再来信。”大哥内疚地说，“是我把她拒于千里之外。”
其实，并非如是。两天之后，我抵达上海，许宪民妈妈告诉我：林昭尚未收到第二封信就突然被捕，当然谈不上再写回信了。
许宪民妈妈和我决定到狱中探望林昭，希望开导她从“顽抗”中退下，争取避开危险，保住自己。经监狱当局批准，接见日期，定在6号。
似乎是走向一个节日，又似乎是一次约会，6日上午八时，我与许妈妈一起到监狱传达室，值班人员便向里面打电话，我们获准“进去”。在二门内的一间办公室里，先由副监狱长段某与我谈话，他很严肃地说：“允许你与林昭见面是我们经过研究的一次特殊照顾，我们希望能使林昭得到感化而幡然悔悟，监狱你是知道的，你如果做出不符合我们要求的行为，其结果你是清楚的。”我点头唯唯。当时只有一个想法：只要能见到林昭，什么样的委曲都可以接受。他又说：“经过研究，这次接见定为两次：今天和明天两个上午。”他的话极简要，然后就引导我们向狱内走去。
来到一个大院，高大黑色的铁门迎面而立，视之弥高，这便是真正的牢房的总外门了。铁门是南向的，其东侧就是接见室。段副狱长把我们引进内室，但见西窗下放着长椅及一张条案，案子这边摆着大约十余排长椅，像个“会议室”。案子的南端是一个高出地面约五十公分、设有两级台阶的木制“讲坛”，其上摆着犹如大学课堂上的“讲台”，又像是商店里的柜台，其后也放着长椅。走进此处，段副狱长让我坐在西窗下的长椅上，他坐在我的右侧，许妈妈坐在条案一端的单人木椅上。少时，脚步声自外室响起，进来的是三位身着警服的男子，段副狱长介绍：他们是狱内的管教干部，其中一位是直管林昭的队长。他们列坐在我的两侧。少时，又闻脚步声，进来的是四位便装年轻女郎，她们登上“讲坛”，在那“柜台”后面的长椅上并肩坐定，一齐望着我。她们的任务是什么，我怀疑是翻译或录音员。不久，又闻脚步声，一列佩带手枪的武装部队鱼贯而入，大约有二十人左右，列坐在那一排排的长椅上，都极严肃，昂首挺胸，一齐望着我，真是虎视眈眈！空荡荡的接见室顿时“人满为患”，气氛也一下子紧张起来。看起来，这真是一次极不寻常的“接见”。确如段副狱长所说“这是经过研究的一次特殊的举措。他们如临大敌，既做了技术上的安排，又做了弹压的准备，由此，可以推论林昭在上海狱中真可算是“头号要犯”了。
终于又闻脚步声自外室响起，我的神经突然紧张到了极点，我意识到与我阔别九载、历尽苦难的林昭即将出现在我的面前了。
林昭终于走进接见室。她竟是那样的瘦削与憔悴，脸色失血般的苍白，窄窄的鼻梁及双颊上那稀稀的、淡淡的几点雀斑使我忆起她那花映朝日般的当年。她长发披在肩膀上，散落在背部，可抵腰间，有一半已经白了。披着一件旧夹上衣一件小翻领的外套，已破旧不堪，一条“长裙”，据说本是一条白色的床单。脚上是一双极旧的有襻儿的黑布鞋。最令人注目而又不忍一睹的是她头上顶着的一方白布，上面用鲜血涂抹成的一个手掌大的“冤”字！这个字，向着青天，可谓“冤气冲天”！
她站在门内一步，向我嫣然一笑。整个室内三十双眼睛都一齐注视着。我无法猜测此时此刻他们都想了些什么，是进入了“一级战备状态”，还是想到人世间有大悲怆、大无畏、大欢喜、大冤枉？整个室内无论是带枪的武士还是不带枪的狱警，以及那便装俊美的女郎，都被这嫣然一笑惊诧着、困惑着，甚至是震撼着。后来，他们告诉我：在他们的记忆里从未见过林昭的如此一笑，这实在是她这八九年来在这黑暗、阴冷、与世隔绝的非人世界里的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展现的迷人的、永恒的美丽与春色！这春色使我又仿佛看到了她那两条粗粗的短辫子以及飞飘着的白绢蝴蝶结的昔日风采！
我从座椅上站了起来，似乎也努力地微笑了一下，静静地看着林昭缓缓地走向那个虚席。她捧着一个旧布包，一大卷卫生纸。一位外着白大褂、内着警服的女警医一直在搀扶着她，她们的身后，还有一名佩枪的警士。
林昭坐在我的对面，隔着那个案子，那位文雅的女警医与佩枪的警士坐在她的两侧，与我则是“面面相觑”。
“开场白”是坐在我身边的一位管教干部向林昭发出的警告：
“林昭，今天张元勋来与你接见，这是政府对你们的关怀，希望你通过这次接见受到教育，以便加速自己的认罪与改造！……
林昭抢白了一旬：“乏味之至！”
那位“管教干部”并未因为林昭打断他的话而发怒，尴尬地望着我说：“这是常事！”
林昭抬手指向周围，问我：“这些人，你们那里叫做什么？”
我未敢回答，不知怎样措词才不会激怒周围的那些监管者。我此刻最怕的是被他们突然中止接见。这个心理很快便被坐在我身旁的那位管教干部察觉了，他很客气地对我说：“不要紧，怎么说都不要紧，林昭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高兴过，所以，她的话也从来没有比今天更客气的了，我们已经听惯了，不要紧。”
既然如此，我明白了，乃答：“队长！”
林昭颇感兴趣地说：“一样的，一样的！我们这里还叫‘政府’。与他们说话，要先喊‘报告政府！’在北大跟语言学家朱德熙先生学现代汉语，还没听见朱先生说过人变成了‘政府’，在这里谬误已是习惯。”接着她高声说：“这帮东西怎么能是政府呢？我怎么能相信他们是共产党呢？”
我尽量做出一副毫无表情的神态，故意把话题引开，说：“平常把自己打扮一下，把头发梳起来。”
“打扮？打扮什么？女为悦己者容！”稍停，她问：“什么时候来到上海的？”
我答：“五四”
又问：“家里都好吗？”
我答：“都好，都非常惦记你、挂念你，都希望你好好改造、平安出狱。”
她打断了我的话，高声说：“出狱？不可能的了！他们早就告诉我：要枪毙我，这只是早晚的事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他们故意把我调到‘大号’里去与那些社会渣滓同室而居，唆使那一群女流氓、娼妓一齐来打我，在他们（以手指周围）的主使下每天每晚都要开会对我斗争，开始这群泼妇也瞎三话四地讲一些无知而下流的语言，可笑的是她们竟连我是什么犯人都一点也不知道，骂我‘不要脸’！真是可笑！她们这帮东西，她们是干什么的，我是干什么的，他们竟然还知道‘要脸’！她们理屈词穷，气急败坏，于是对我一齐动手，群起而攻之。”
可以想像，这样的“斗争会”就是对林昭的肉体摧残，实际上就是一种变相的酷刑，解放后虽然标榜“废除狱内体罚”，而许多地方仍采用开“斗争会”的方式鼓动犯人打犯人，这类人身的折磨，其残忍野蛮的程度真可谓骇人听闻。那些女犯斗争林昭乃是她们“积极靠拢政府，与坏人坏事作斗争”的“立功”良机，所以对林昭越是殴打得凶狠与残忍，就越算是“积极改造”、“靠拢政府”，立的“功”也就越大。在这样的诱导与唆使下，林昭几乎天天都在群妇撕、掐、踢、打的非人虐待中煎熬着。
她说：“我怎么能抵挡得了这一群泼妇的又撕、又打、又掐、又踢，甚至又咬、又挖、又抓的疯狂摧残呢？每天几乎都要有一次这样的摧残，每次起码要两个小时以上，每次我都口鼻出血，脸被抓破，满身疼痛，衣服、裤子都被撕破了，纽扣撕掉，有时甚至唆使这些泼妇扒掉我的衣服，叫做‘脱胎换骨’。这些家伙（她指着周围）在一旁看热闹。可见他们是多么无耻，内心是多么肮脏！我的头发也被一绺一绺地揪了下来！”
说到这里，林昭举手取下头上的“冤”字顶巾，用手指把长发分开给我看：在那半是白发的根部，她所指之处，乃见大者如枣，小者如蚕豆般的头发被揪掉后的光秃头皮。
“因为知道你要来接见，怕打伤了我无法出来见人，这几天斗争会没有开，我也被调到一个‘单号’里单独关押，其实就是让我养伤，以掩盖狱内无法无天的暴行。但，头发揪掉了，伤痕犹在！衣服也是他们撕的，你看！”
她披着的衣服里面是一件极旧的衬衣，已经没有扣子，仔细看去，才发现是缝死了的，无法脱下。
“这是一帮禽兽！” 她指着周围又说：“他们想强奸我，所以我只能把衣服缝起来。”
我发现：她的衣服与裤子都是缝在一起的。她边说边咳嗽，不时地撕下一块一块的卫生纸，把带血的唾液吐在纸上，团作纸团扔在脚边。
“但他们还不解恨，还要给我戴上手铐，有时还是‘背铐’！”稍停问我，“你知道什么叫‘背铐’吗？”
我点了点头。一直还极力故作“静而不怒”的那些管教干部此时也无法再强装下去了，向我说：“她胡说！她神经不正常，你不要相信她的这些话。”
“神经不正常？”——林昭抢白说，“世界上哪个国家对神经不正常的人的疯话按法律定罪？你们定我‘反革命罪’的时候怎么不说我是‘神经不正常’呢？”
我沉默着不敢发言，便插嘴说：“不要说这些了，说些别的。”
“不要紧！”林昭又抢白说：“顶多也就是死！他们杀机已定，哀求之与痛斥之，其结果完全相同。几个月前妈妈接见时告诉我你想来看我，问我行不行？问我行不行有什么用？我告诉妈妈你问他们去。总算走运，他们同意了，许多天以前也通知了我，我盼着你来，就是想告诉你前面的这些话，我随时都会被杀，相信总会有一天人们会说到今天的苦难，希望你把今天的苦难告诉给未来的人们，并希望你把我的文稿、信件搜集整理成三个专集：诗歌集题名《自由颂》，散文集题名《过去的生活》，书信集题名《情书一束》。”
稍停，她又说，“妈妈年迈无能，妹妹弟弟皆不能独立，还望多多关怀、体恤与扶掖！”语未毕而泪如雨下，痛哭失声，悲咽不止，以至无法再说下去。
许宪民妈妈尽量保持着一副安详的神态，这时，说了这天接见中的第一句也是惟一的一句话：“不要哭！张元勋这么远来看你，你这么一哭，他不也会哭起来了吗？”
“他不会哭。”林昭立即从悲咽中平静下来，又说，“他是男的，不会哭。”
后来（接见结束，林昭离去之后），那位管教干部告诉我：
在他们的记忆里也从未见过林昭的如此一哭。这实在是八九年来在这黑暗、阴冷、与世隔绝的非人世界里，她第一次宣泄了自己的悲痛！
冷静下来，我向她说：“给你带来一点东西，都是食品，监狱里最需要吃的东西！”
这时她才注视那个放在案子上面的大提包，那是我昨天从淮海路的食品店里买来的。其中，有三个品类的蛋糕，八市斤的听装奶粉，印着美丽图案的听装大白兔奶糖，以及香蕉、橘子、苹果。按照监狱的规矩，我把那个大提包推到坐在我身旁的管教干部面前。他一件一件地取出，放到案子上，检查完毕，我把这堆东西推到林昭的面前。她笑了，拿起一块蛋糕递给我，说：“你送来的这些东西，现在是我的了，我请你吃。”
我拒绝了，我是希望多留一点给她。我说：“你吃吧！我在外边随时可以去买。”她说：“也好！”于是咬了一口。忽然她向身边的那位女警医严肃地说：“倒一杯水！”女警医向室外只一挥手，一个年轻狱警送进来一把暖瓶和一个茶杯，女警医把杯中倒满开水递给林昭，于是她便边饮边吃，显得非常自得。我说：“今天我们在这儿相会，可谓之‘蓝桥会’吧。”（我国古代有“蓝桥会”的故事，说的是裴航与云英约会于“蓝桥驿”的事。而“提篮桥”与“蓝桥驿”以“篮桥”与“蓝桥”同音而巧合。）
林昭又一笑，接着说：“又是‘井台会’。”（这里用的是《白兔记》中的“井台从母”的故事，以包含探监的不仅是我，还有许宪民妈妈在场，是她们的母女之会。）
这时，坐在我身旁的那位管教干部向我宣布：“已经中午十一点了！”这是提醒我们接见即将结束，分别的时间快到了，
真是“相见时难别亦难”。此时，林昭向我说：“你过来，到我这边来！”她站起来向我招手，要我从案子的这边走到那边。对是否靠近她，我迟疑了。这时，那位管教干部又表现了理解与关怀，主动向我说：“可以，可以，你可以过去。”
我于是绕过案子坐在林昭的对面，确确实实是促膝而谈。
这时，所有的人似乎都怀以极大的兴致欣赏着，连那威严的武警的脸上也浮现着松弛的表情，那踞坐于“讲坛”上的四位女郎，全神贯注而又津津有味地用极微细的上海方言窃窃耳语。
林昭在沉思中，终于说：“赠给你一首诗。”于是她轻声吟诵：
　　“篮桥”“井台”共笑之
　　天涯幽阻最忧思
　　旧游飘零音情断
　　感君凛然忘生死
　　犹记海淀冬别夜
　　吞声九载逝如斯
　　朝日不终风和雨
　　轮回再觅剪烛时
　　 她慢慢地、逐字逐句地边念边讲，那夹杂着婀娜的苏州方言的普通话，伴随着那圆润而铿锵的音色，听来是那样的雅致与壮美、迷人与亲切。她说：“诗言志！此刻已无暇去太多地推敲声病，只是为了给终古留下真情与碧血，死且速朽而我魂不散！第三句‘断’字或许也可改成‘绝’字，第四句‘死’字有点拗，但怎么改呢？诗言志，如此而已！如果有一天允许说话，不要忘记告诉活着的人们：有一个林昭因为太爱他们而被他们杀掉！我最恨的是欺骗，后来终于明白，我们是真的受骗了！几十万人受骗了！”
她在捧着的那个旧布兜里搜寻，最后取出一件好像是纸片的东西递给我。我接过来回身递给那个管教干部，那人向我挥一挥手，并说：“不用查了，你收下吧。”我把那“纸片”放在掌心，才看清原来是用包装糖块的透明纸折叠成比韭叶还窄的纸条编结而成的一只帆船。我记得我家大哥说：1960年，林昭在通信中曾夹寄着一张自画的贺年卡，那上面画着一艘帆船，还有一行字，写着“直挂云帆济沧海”。今天，又是一只云帆！
这时，管教干部已在催促：“时间到了，有话明天再谈。”
我告诉林昭：“监狱领导告诉我，安排了两次接见，明天上午我还要来！”她很高兴，叮嘱说：“明天再来，给我再送一盒奶糖，不要大白兔，要猫头的！”
接见结束了，所有的人都走了，我回头望望那空空如也的房子，只有地上那一堆洒血的卫生纸片。
走到院子里，又看见那高大的黑色铁门，林昭正立在门前，抱着旧布包、卫生纸以及我送来的食品，凝望着我与她的妈妈。
难得的临别一瞥！
我们都未悲戚，都被明天的再见而陶醉着、安慰着、诱惑着，她身后的那一扇小型门打开了，她几乎是退着迈进那铁门槛，依然微笑着望着我们，一直到那扇小铁门徐徐关闭。
“走吧！”依然是十分客气的声音，“某处长在办公室里等你们。”
某处长就是监狱的正监狱长兼书记，他让我们坐下，劈头便说：“今天接见的效果不好，原定明天的接见取消。”稍停，又说，“我们对林昭已仁至义尽，她不接受教育，抗拒到底，只有死路一条！我们也没有办法。”
我已记不起我是怎样走出监狱那城堡式的大门，今日留在记忆里的只是等待乘车的那个小站，在那里，许妈妈拄着手杖，无动于衷地站着。不知怎么，我的眼泪突然汹涌而出。　　
第二年的5月1日，我又偷偷地来到上海，又去了提篮桥监狱，但传达室庄严宣告：“监狱已经军管，一切接见停止！”
我忘不了那难得的临别一瞥！岂知这竟是我与林昭永别的最后一瞥！(待续)

专题：美文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