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右派分子

　　《红楼》创刊号终于在1957年元旦之晨与八千北大儿女见面了。在刚刚结束了新年通宵舞会的大餐厅门前，两张大餐桌上堆满了刚刚印好的《红楼》，参加了通宵狂欢的北大儿女们，晚妆未残，便围购如堵。林昭与《红楼》编辑部发行组组长李鑫与其他同学一起在那里忙碌着。创刊号的封面上是一幅木刻图案，一个牧羊人正驱赶羊群走下山岗，山上草木摇曳，山外浓云翻滚，图案题名竟是“山雨欲来”四个字。
谁会想到，新年晚会上的“漩涡”和这个“山雨欲来”，对于1957年的春天，竟然是个“不幸的征兆”。
《红楼》的第2期于1957年3月1日出版，这一期的《编后记》是林昭写的，她写道：
“我们希望能在《红楼》上听到更加嘹亮的歌声，希望我们年轻的歌手，不仅歌唱爱情，歌唱祖国，歌唱我们时代的全部丰富多彩的生活，而且也希望我们的歌声像炽烈的火焰，烧毁一切旧社会的遗毒，以及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东西。”
林昭的这一呼唤正是“五四精神”的呼唤，是主张用五四传统荡涤一切黑暗与毒害的呼唤，是1957年新年伊始的一种思潮和渴望，一场“山雨”确实已在慢慢地向中国大地袭来！
《红楼》的第3期是纪念“五四”专刊，《红楼》编辑部几乎是全体动笔，马嘶、谢冕、张元勋、林昭都拿出佳作，还有孙克恒、任彦芳等。大家都在五四这个主题里驰骋诗情，跌宕幽思，形成了数十首异彩纷呈的峥嵘组诗！气势磅礴，不同凡响！
这一期几近诗刊的《红楼》于1957年5月4日上午在燕园内隆重发行，当日发行了一万册。（遗憾的是：时至今日，竟片纸难觅！）
这一组组诗尚未排印之前，便被北大诗歌朗诵团突击排练，5月4日晚上，在北大东操场五四营火晚会上与火炬传递同时隆重演出。当时，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在主席台上把第一支火炬点燃，递给站在台前二级台阶上等待传递的第一位同学，那同学接了火炬转身把主席台下的数十支火炬顷刻点燃，那数十支火炬又把等待着的数千支火炬点燃，整个操场顷刻之间变成一个火炬的海洋、光明的海洋、炽热的海洋、呼啸的海洋！而诗朗诵便在高音麦克风里激昂响起！林昭站在主席台上南侧，她是这次诗朗诵的“顾问”，她看着那翻动的火炬之山、火炬之海，听着那诗歌之风、诗歌之雨，她在这诗与火、声与色、灵与情、静与变的美景里看着，激动着。
最后，所有的火炬都堆在了一起，变成了一座山，涌起了凌空的烈火，把东操场照得如同白昼，数千北大儿女在火的周围鼓掌、跳跃、呼喊、歌唱——直到夜深。
“五四”过去了，《红楼》编辑部里开始有了一种离情别绪在逐渐弥漫。编委会内与编委会外的一些作者都临近毕业，于是决定举行一次联欢活动，游园！当然是去颐和园。但，时间只能在星期天，5月12日是5月5日后的第一个星期天，但那天中文系要开运动会，（《红楼》编辑部中除了王克武是西语系的，其他全是中文系的）。于是只好再往下推迟一周，改定在5月19日。
5月19日那天，春光明媚，气候宜人，大家兴致极浓。参加那次活动的有马嘶、李任、孙克恒、薛雪、康式昭、谢冕、任彦芳、杜文堂、张钟、张元勋和林昭。他们一早就从北大西校门门口乘332路公共汽车到颐和园，入园后，沿知春亭向北，走长廊至排云殿，登佛香阁至智慧海，到后山，沿苏州河从后门出颐和园，而后乘车返校。抵校时已是下午五点多了。那天，林昭带着一个“120”照相机，她做摄影师，拍了许多照片。
后来，这些顾和园之游的照片，经过了反右派运动和后面我们还要提到的一连串灾难，包括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到今天，只有一张在知春亭畔的合影夹在张元勋的一册旧书里，幸存了下来，成为“五一九”《红楼》编委会仅存于世的惟一的合影纪念。
“五月十九日”，这是个欢乐达到极致的日子，令人想不到的是它也是个灾难开始降临的日子。
也就是这个难忘的“五月十九日”，黄昏时分，北大学生大餐厅东门外的墙上出现了一张大字报，是在红色标语纸上用毛笔大字写成的诗：题目是《是时候了》。原诗如下：
是时候了，
年轻人|
放开嗓子唱！
把我们的痛苦
和爱情
一齐都泻到纸上！
不要背地里不平，
背地里愤慨，
背地里忧伤。
心中的甜、酸、苦、辣
都抖出来
见一见天光。
让批评和指责
急雨般落到头上，
新生的草木
从不怕太阳光照耀！
我的诗
是一支火炬
烧毁一切
人世的藩离，
它的光芒无法遮拦，
因为它的火种
来自——“五四”！！！

是时候了。
向着我们的今天
我发言！
昨天，我还不敢
弹响沉重的琴弦。
我只可用柔和的调子
歌唱和风和花瓣！
今天，我要鸣起心里的歌，
作为一支巨鞭，
鞭笞死阳光中一切的黑暗！
为什么，有人说，团体里没有温暖？
为什么，有人说，墙壁隔在我们中间
为什么，你和我不敢坦率地交谈？
为什么……？
我含着愤怒的泪，
向我辈呼唤：
歌唱真理的弟兄们
快将火炬举起
埋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
在当时来讲，这是非常惊人的语言，在中国没有人说这样的话，那时候的流行语言是：“形势大好，”“燕语莺啼”，忽然有人发出这样的声音，实在太引人注意了。于是围观大字报的人越来越多。
第二天清晨，在《是时候了》大字报周围贴出了许多大字报，有人赞美说：“很好，真是时候了。”也有人批判：“是什么时候，是你们反革命的时候了吗？”于是争论的大潮展开了。
对于“1957年5月”这个在中国现代史上有着特殊意义的月份，现在的年青人可能不是太了解，在这个月里，党中央发布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号召党团员和党外人士动员起来帮助党整风，批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从毛泽东到各级领导者，都在大喊大叫“百家争鸣”和“百花齐放”的“双百方针”。一时全国各大报纸每天都发表着一些知名人士的座谈发言，有温和的也有尖锐的批评。于是中国出现了建国以来罕有的“民主”“自由”时代。这种似乎突然从天而降的思想解放，由于和不久以前的情况反差实在太大，所以大多数人一时还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有着“五四”民主传统的北京大学，那些心怀天下的进步青年学生们脱颖而出了。《是时候了》这首诗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的一声号角。
这首诗的作者就是林昭的朋友张元勋和沈泽宜。
如果我们把首诗和林昭为《红楼》写的《编后记》中的 “希望我们的歌声像炽烈的火焰，烧毁一切旧社会的遗毒，以及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东西。”这段话，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二者的精神是基本一致的。
但也有些不同。
林昭还说了：“我们希望能在《红楼》上听到更加嘹亮的歌声，希望我们年轻的歌手，不仅歌唱爱情，歌唱祖国，歌唱我们时代的全部丰富多彩的生活。”而《是时候了》的重点则在于：
“昨天，我还不敢
弹响沉重的琴弦。
我只可用柔和的调子
歌唱和风和花瓣！
今天，我要鸣起心里的歌，
作为一支巨鞭，
鞭笞死阳光中一切的黑暗！
这个不同，它反映出当时张元勋们的激进与山东大汉的慷慨，也反映出林昭的沉稳和南国姑娘的文静。这个不同，当然不是原则的不同，本质的不同。
不过，在北大的八千学子中，思想观点上原则不同本质不同的矛盾却立即反映出来了。学生们分成了三大派。这时候，还没有“左派”“右派，”的说法，更没有十年后“文革”中才出现的的“保皇派”和“造反派”的说法，为叙述方便，这里不妨暂定名为“鸣放派”、“反鸣放派”和“暂未鸣放派”。这个“暂未鸣放派”中实际上包含了相当一部分并不反对鸣放的正处于思考中的“准备鸣放派”。
林昭就属于这个“暂未鸣放派”。
林昭在5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在这样的春天，到处谈论着整风。我们怀着兴奋的心情，期待着……这可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林昭为什么兴奋？她在期待着什么？
没有人知道，这个“暂未鸣放派”在沉默中。
事实上林昭当时是正处于“组织性与良心”的尖锐矛盾中的，她正在进行着痛苦的思索。
从1957年5月19日开始的一段大鸣大放大辩论，后来被称作“北大民主运动”，
一个"建议开辟"民主墙"的大胆倡议提出来了。要求党团领导支持，以帮助党整风。
一张题为《一株毒草》，贴出来了。署名是"一个强壮而怀有恶意的小伙子”（这个小伙子真名叫谭天荣，也是林昭交往较多的一位同学。）这张大字报吹响了反对教条主义的号角，提出了许多令人惊异的观点。。
大字报像雨后春笋一样增多着，宿舍、饭厅的墙壁上都贴满了。一份"新闻公报"统计：截至20日下午5时20分止已有大字报162张。
一方面是无所顾忌无所畏惧的畅所欲言，另一方面则是对"诬蔑社会主义" "否定一切" "反马列主义"的激烈批判。
20日晚饭后，新的辩论会形式出现了，大家把饭桌当了讲台，发表自己的见解，这就弥补了大字报不能充分说理的缺陷。
21号，刘奇弟贴出了"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要求政府释放"的大字报，轰动了全校。跟着许多讨论胡风问题的文章出现了。不少人都抱着怀疑的态度，认为根据三批材料不足以说明胡风是反革命分子。双方展开了争论。
22日，大字报大量增加，由饭厅附近扩展到宿舍和教室区了。到处是辩论会、演讲台。人们沸腾起来了，许多同学要求停课参加民主运动。
23号，法律系同学邀请刘奇弟等三人开辩论会，学生会特地搭了一座辩论台，并安上了麦克风。这是个大型辩论会，参加的人很多。在辩论开始不久，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四年级的一位女学生林希翎（程海果）上台发言。（她是来北大参观临时被邀请上台的）林希翎谈到胡风不足以断言是反革命，还谈到了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些问题，表示同意铁托的一些看法，认为"个人崇拜"是由于某些具体的政治制度造成的，最后她还谈到青年人应该争取过真正社会主义的人的生活，就是人的特长充分发展，个性真正解放，人与人之间真正平等友爱的生活。她的观点当即遭到攻击，会场秩序大乱。
有人对党、团、学生会的工作提出批评很多。质问党委会，为什么对这次运动不管不问不积极领导。批评青年团和学生会工作不民主。有人认为在这次运动中学生会主持辩论会的人有意压制鸣放，偏袒卫道者。有人指出学生会不代表学生利益，是党团的传声筒。
有人对斯大林错误的根源提出了和《再论》不同的看法。有人论证中国同样有个人崇拜存在。对如何根除"三害"问题讨论特别热烈，基本上有两种不同的见解：一种认为铲除"三害"应是只针对某些领导者个人缺点提出批评，不应讨论全党和国家大事；另一种认为"三害"产生的根源不仅是某些个人思想品质不好所造成，而是和我国政治制度某些环节的不合理有关，解决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后一种见解理由较充足有说服力，掌握了群众，成为运动的主流。
运动已经开展几天了，北京各报记者天天来北大，而迟迟不敢报导，使同学们极为不满，纷纷提出质问，有人直接到党中央和北京市委谈北大情况并要求支持同学们的正义行动。
这十几天，仅仅十几天，是北大最活跃的十几天，也是北大斗争最激烈的十几天。
在这十几天中，几乎所有的人都看出来了党委和在党委领导下的大部分党团员是按组织布置站在“反鸣放”一方的，他们是有组织的群体。　
　　22日夜，闷热难当。十六斋东门外的马路上，好几个反鸣放的“群体”，正在召开“斗争大会”。夜色深沉，方圆百米之内挤满了人。张元勋正是这次大会火力集中的焦点。发言者跃上餐桌，居高临下，慷慨激昂，声嘶力竭。可是黑暗中只闻其声，不见其人。餐桌几经跃上跃下，再加发言者顿足捶胸，振臂跺脚，往往发言未毕，人桌俱倒，于是下一个发言者又跃上第二张餐桌，取而代之。
忽然，一个女生在浓密的夜色中登上餐桌，她带着苏州味的普通话，不似女孩惯有之娇柔，音色浑厚动人。夜色中忽然传来如此沁人心脾的声音，沸腾喧闹顿时悄然。
女声："我们不是号召党外的人提意见吗？人家不提，还要一次一次地动员人家提！人家真提了，怎么又勃然大怒了呢？就以张元勋说吧，他不是党员，连个团员也不是，他写了那么一首诗，就值得这么恼怒、群起而攻之吗？今晚在这儿群体讨伐的小分队个个我都认识！自整风以来我一直没有说话，也没有写过什么，为什么？我料到：一旦说话也就会遭到像今晚这样的讨伐！"
"你是谁？"黑暗中有人在咆哮。
"你又是谁？你有什么资格问我？”女生反问道："你是公检法吗？还是便衣密探？"她停了一下，接着说："我可以告诉你，没关系。武松杀了人还写“杀人者打虎武松也”，何况我还没杀人。你记下来，我叫林昭。林，双木三十六之林；昭，刀在口上之日的昭！"
稍停，又说，“告诉你，刀在口上也好，刀在头上也好，今天既然来了，也就没有那么多的工夫去考虑那么多的事！你是谁？你们是谁？你怎么不敢也报报你的家门？”
林昭终于在沉默中爆发了，她开口了，一鸣惊人。
这天夜间，林昭在未名湖畔对张元勋说："这或者是一个悲壮的祭坛！这或者是一个惨烈的牺牲！或者会流血！但愿不流血！"
林昭非常明白，她一旦说话会遭到如何样的讨伐。
第二天，林昭开始成为了和张元勋一样的被攻击对象。不仅出现了《致林昭同志》的大字报，班上也开始了有组织的接连不断的批判。
这时候的林昭，也许还未必完全赞同张元勋的言论，或者是不想为他的观点公开辩护，她跳上桌子，首先是她认为张元勋等人有发表自己见解的权力，而其他人也不能因见解不同就给对方扣帽子，必欲打倒而后快。她感到痛苦而无法理解的是，一些有思想、敢作敢为的同学被说成是"疯子"和"魔鬼"。话语的霸权，思想的霸权令她夜不能寐。
1957年5月29日上午，《红楼》编辑部举行会议，宣布将张元勋和李任开除出《红楼》编委会。原因是他们参加了“鸣放派”刊物《广场》编委会，而且张元勋还是那个刊物的主编。在那个“开除会”上，编委们多有发言，批评了张元勋与李任。这次《红楼》编委会的分裂，张元勋称之为“两条路线的斗争”。
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个会上，林昭也批评了张元勋，她还说了一句：“我有受骗的感觉！”
对这个“受骗的感觉”，张元勋当时的理解是：这似乎不仅仅是指他的言论，也包括以往他们的交往。似乎是说在这十天内张元勋毕露原形，证明了昔日的假象。
张元勋的这个理解也许并不准确，或者说并不全面。
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说随着运动的进展，出现了一些背离社会主义的言论，是“右派分子”乘机向党进攻……
　　林昭失眠了。她眼看着一些敢说敢为的同学被说成是“神经错乱”，是“狂人”，是“疯子”和“魔鬼”。她在日记中写道：“是这样的吗?不!不是!”“……党啊，你是我们的母亲，母亲应当最知道孩子们的心情!尽管孩子过于偏激，说错了话，怎么能说孩子怀有敌意呢?”
然而任何怨言都无济于事了，这位曾经把毛泽东称为“父亲”的姑娘，这只刚学会飞翔的海鸥，一头栽进了罗网，戴上了沉重的右派帽子，成了毛泽东的“敌人”。
整顿“三害”的整风运动停止了，开始了对猖狂向党进攻的右派分子的反击。
北大800多名“右派分子”，差不多都被迫违心地检讨了，连谭天荣也检讨了。但林昭坚决不检讨，这时候还敢在会上公开对抗的恐怕就是林昭一个人。批判者说：“你把你的观点讲出来”，林昭说：“我的观点就是人人要平等、自由、和睦、和蔼，不要这样咬人。如果你们一定要这样干，那你们就干去！象这样的社会有什么好的，当然不好嘛。”她就是赤裸裸的对当时的政治生活表示不满。
北大沉寂了。中国沉寂了。林昭也沉寂了。
但她悄悄地给她的亲密女友张玲写了一张纸条：“此时无声胜有声”。
林昭陷入了极度的痛苦，她夜里睡不着觉，起来写诗，跑到未名湖畔去哭。有天夜里，她喝了很多酒，酩酊大醉，僵卧了两天才起床，然后在一张破纸上写下了12个字：
"天之杌我，如不我克！此责其谁？"。（前两句她引用的是《诗经•小雅•正月》中的诗句。）
悲愤与怨恨交织在一起，喷发为疯狂，由疯狂而走向绝望。
林昭要自杀。
她要以死抗争，服下了大大超量的安眠药。
她在绝命书中表白：“我的悲剧是过渡时期的悲剧，人们只看到我流泪，却没有看到我心头在无声地流血……”她对那些在历次运动中用别人的血来“染红面貌的人”是深恶痛绝的。她说：“我不爱也不能爱所有的人，那些折磨过践踏过我的人，愿我的影子永远跟着他们，让他们永远记得曾出力地把我拉开生活，杀死我，让他们身上永远染着我的血。”
谢天谢地，林昭没有死，她被抢救后，大声说：“我决不低头认罪!”
林昭这些顽抗，在当时自然只能得到“态度恶劣，罪加一等”的回答。
从此，自杀未遂的林昭开始了超越个人命运的深层思考，她说：“这不单是我个人的命运问题，北大划了多少个右派，全国又划了多少个右派？反右斗争还在全国进行，它的性质、它的意义、它的后果、它对我们国家、对历史有什么影响？对我们自己有什么教训？我现在还搞不清楚。但我要认真思考，找寻答案……”
暑假，林昭回了上海，开学时没有返校。中秋节后，有短信给张元勋说：“回沪后病发，咯血甚烈，在沪求诊，于家休养”云云，并写了如下一首诗：
醉不成欢愁依旧，思绪缤纷共相就，
弄章琢句涂鸦满，暗风入窗凉初透。
水深浪阔君如否？冠盖京华斯人瘦，
霏霏无尽江南雨，梦回冷泪湿薄袖。
这时候，盲目乐观的张元勋还以为批也批了，斗也斗了，打也打了，骂也骂了，账算清了！倒有了一点轻松之感。可是林昭却预感到大难将临，危险在即，一句“水深浪阔君如否？”道出了她的冷静的深忧。
这场反右斗争，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在中国绝不会再有异议之声，更不用说逆耳之言，一切都一呼同应地悦耳与赏心。那些中了“阳谋”的右派分子已成过街老鼠，其实比过街老鼠还狼狈；老鼠过街尚可迅速窜匿，而右派分子则无处藏身，日日“过街”，人人喊打，随便什么地方，随便什么人，都有权对右派分子，任意凌辱。别看北京大学堂皇巍峨，别看那里曾是蔡元培、鲁迅、李大钊、陈独秀、马寅初的思想田园，却不见得处处、事事、人人都会闪烁着“科学”、“民主”的光辉。当初的同窗好友，或惧怕株连，或要表示出划清了敌我界线，此时皆避之犹恐不及。而右派分子之间固已不许往还，遇于途，也只能“道路以目”、无语互视而已。
此时的林昭境况如何？
下面我抄录一段回忆文字：（摘自张元勋写的《北大往事》）
“我希望在校园内能够遇见林昭，但是一直没有如愿。待到12月21日，星期六的晚上，我独自去海淀。五七年的海淀还是一片田野，只有一条南北向的泥路，坎坷而狭窄，一到夜晚，连路灯也没有，街边几家小店铺的门内闪出微弱的灯光，给漆黑的街上投上一方光亮，而惟一热闹的地方应数那坐落于路西的新华书店，那狭窄的店堂里面，一进门摆着一个两米见方的案子，上面摆满书刊，许多人都围站在那里捧读浏览，我也挤于其中漫无目的地翻阅。无意间一抬头，竟看见林昭也在这书案的一边，在我的斜对面看着我。她围着白毛线编织的长围巾，连头都包着，又戴着口罩，只露着一双眼睛。
林昭转身走出书店，我则随之前行，我们向北进入一条极狭窄的小胡同，胡同很长，脚下坎坷，一片漆黑，走了许久才见一片星空，眼前是收割后的稻田。此处说话算是最佳之处。她说：“情况已到了最严重的关头，我们都要时刻做好被捕的思想准备。”她说，“你记住我的家庭住址，不管磨难多久，也不能失去联系。”于是她说了两个地址：“一是上海茂名南路159弄11号，二是苏州乔司空巷15号。”并也叫我讲清我青岛家庭的住址及家兄名字。其时身边无笔纸，只可强记于心中，而在当时的形势下也只能如此，写在书面的东西都是极易引起祸端的。
终于夜深，幽静而奇寒，所有的光都熄灭了，只有天上的寒星，这世界上似乎只有我和林昭两个人，这时似乎勿需多虑被谁发现，我们又穿过狭窄曲折的小胡同，回到海淀大街，到了北大西南围墙之外一盏路灯下，我们站下了。林昭取下口罩和头巾，似乎要留给我最后的印象，我看到两条粗粗的短辫子上面系着白色的蝴蝶结，她的面色苍白，在路灯的微光下更显得清瘦。她告诉我：星期三要去医院，星期三之后再见面。然后她礼节性地嫣然一笑，于是分别。她向东往南校门，我向北往西校门各自而去。
谁能想到，这次冬夜一别，下次再见不是星期三，竟是八年后的狱中。(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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