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西安事变前，党中央曾派汪锋同志由延安秘密赴西安与杨虎城联系。途经长武县时，曾有一段戏剧性的遭遇。电视剧《毛泽东的特使》、《西安事变》和一些回忆文章中都有记述。但我几年前曾在一本叫《莘原采风录》的书中看到一篇也记述此事的文章，使我发现这很可能是一段被掩盖了真相的历史，是有人盗名欺世，连当事人汪锋也一直被蒙在鼓里。《水浒传》中有真假李逵的故事，莫非长武县也有真假县长党伯弧的故事？该文是写于2001年10 月的，最近看电视剧《西安事变》，使我又想起了它，所以把它找出来转抄于此，让有兴趣的朋友们知道一下世上尚有此一说。原文不长，全文如下：

回忆父亲在长武的一桩往事
作 者 行长生
(此文原载香港华夏文化出版社<莘原采风录>

我的父亲行至刚(1906-1963)是陕西合阳县新池镇北王庄人，为人正直，生性淡泊。1928年至1940年，受党晴梵先生之托，为其在麟游、长武、礼泉三县当县长的长子党伯弧作助手，前后约十年左右。以后，返回合阳，从事教育工作，后任河西乡乡长。1948年春，与王雨亭、马兴龙等率部起义。建国后，即脱离政界，在家务农，直至逝世。
父亲生前曾一度被误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1988年，经中共合阳县委研究，重作结论，追认为爱国进步人士和起义有功人员。
父亲一生中，受人称道的事迹颇多，我现在只追述其在长武任一科科长期间的一桩往事：即毛主席的特使汪锋在途经长武时被扣，父亲随即将其秘密放行。这桩事的经过详情半个多世纪来不仅鲜为人知，近年来又被某些人有意歪曲，为了澄清历史，今就我所知，告白于天下。
据父亲讲：1936年春，他在长武当一科科长，县长是党伯弧。一天，保卫团队长李谦益来报告说：两个便衣警察抓到了一个共产党，还从身上搜出了三封信，看样子是个重要人物。父亲看了那三封信，是写给杨虎城、杜斌丞和邓宝珊的，信的内容是争取联合抗日，署名是毛泽东。父亲当时非常惊骇，当时县长党伯弧正去庐山受训，县政是由父亲主持，代拆代行，实际是代理县长。于是他便和李谦益商量如何处理，由于两人思想都倾向进步，深明抗日大义，还考虑到党伯弧的态度（党早年曾加入过共产党，后脱党），便决定秘密放行，估计党伯弧回来也不会反对。两人对秘密放人的具体细节都作了周密安排，然后父亲 以党县长的身份，会见了那个共产党干部，把信交还了他，并让李谦益带人护送至西安。后来党伯弧从庐山回来，父亲到全部情况向党作了详细汇报，不料党很不满意，尤其对以他的名义放人，更是生气，甚至拍了桌子说父亲是“大胆妄为，置我党伯弧身家性命于不顾。”
父亲最初告诉我这件秘事已是1952年3月了，当时父亲正被误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他说：“现在提这件事，咱们不想居功，只想以此争取不戴这顶帽子少受点罪。”父亲让我去找党伯弧，党当时任西安市政协秘书长，父亲说：“他现在能说话，事情的详情他完全清楚，请他看情况办，我想他是会帮忙的。”
此后，我曾多次去拜见党伯弧，说了父亲的意思，但党每次均沉默不语或顾左右而言它。到了1957年，我大学快要毕业了，也开始意识到父亲的政治身份会对我的分配有影响，便又去找党伯弧，求他出来向有关方面说明真相以解脱父亲，但党仍然默不表态，而党妻从旁插话说：“这些事你们娃娃家少问，以后再不要提这件事了”。我对此很生气，从此便很少去党宅了。
到了1963年，父亲病重，他在病榻上握住我的手说：“你党伯始终不管，也许是有他的难处，我此生帮助党做了这么一点事，总算无愧于心”.这一次他说得很详细，他的记忆力很强，连那个便衣警察的姓名也记得，他也知道他帮助的那个人就是汪锋。他说：“这件事只有你李伯（李谦益）、我、还有你党伯（党伯弧）三个人知道，你现在也长大了，我恐怕是不久于人世了，也该让你知道详情”,父亲给我讲述了他的这一段鲜为人知的事情后不久便逝世了。
198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陕西地方志通信》（总02期），上面载有汪锋的一篇回忆录《争取十七路军联合抗日的谈判经过》，文中谈到他经过长武的情况，所述过程完全与我父亲临终给我讲的一致，只是说是党伯弧县长如何秘密将他放行。因为我已经知道父亲当年是以党县长的身份见他的，所以理解汪锋为何这样写，可叹汪锋直至发表这篇回忆录时，竟然还不知道50年前真正帮助了他的只是个假党县长。读汪文后，我曾想过站出来说明真相，又一想，父亲去世已20 余年了，多此一举，甚无所谓，感慨一阵也就作罢了。
出我意料的是，不久后又看到党伯弧写的一篇文章，也发表在《陕西地方志通信》上，（总31期），题目是《汪锋同志经过长武的情况》，党伯弧在文中竟然说是他亲自如何见了汪锋，如何部署保安队长送汪锋去西安，还说他如何将毛主席的亲笔信照抄了一份又如何后来烧掉等等。这时我才忽然明白了为什么我多次找他他所以沉默，明白了何以在李谦益和我父亲均去世后他才抛出了这篇所谓的回忆文章。
党伯弧的这篇文章汪锋是看过的，耐人寻味的是汪锋在党文后加了如下几句话；
“我曾问党伯弧先生，你一直说你看过我所带的信是三封，怎么现在说成两封呢？党答：是陕西党史办的同志说只有两封信。我说：你为什么不坚持是三封信呢？伯弧先生再没有说话。”
从这一段话看，汪锋对这个自称将信“漏夜照抄”，保存多年，最后忍痛付之一炬但却闹不清是“两封”不是“三封”的党县长的真真假假，似乎是多少有点保留。
时至今日，这桩事的所有参与者都 已作古，给世人留下了一段扑朔迷离的历史，好在汪锋总是安全到达了西安，完成了党的使命，这是历史主流，至于党县长九泉之下见了我的父亲 将何颜以对，那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