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野鸿踪(给老同学们的信)
侯秦生
(本文原载中国人民大学56级8 班回忆录<风雨同窗>)
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那一段生活，已是近半个世纪前的陈年旧事了。现在回忆起来，真是有点恍若隔世之感。这些年来，既要为生计奔波，又要为子女操劳，向前看还不知路在何方，哪有工夫去回顾已经过的坎坷。
突然间接到朱景和同学的电话，说他为了找我费了很大周折。我完全能理解这个难度，因此我也就为老同学还没有将我遗忘而激动不已。这几天又连连接到盛祖宏、杨教、李志杰、殷梦舟、陈日浓、韩翰等同学的电话，也才知道我一直怀念的几个老同学如齐卉芝、邢兰生、刀维汉等竟已故去的消息，真让我感慨万端。
同学们倡议写点回忆文字，准备编印成册，并已经成立了编辑小组，这是件好事。这使我想起了当年的“和风细雨出版社”，只是当年意气风发的“红楼居士”们，今均已垂垂老矣。
我很乐意写点东西，但这几天几次提起笔又放下，尘封既已打开，旧事重现眼前，不写吧，过意不去，详写吧又力不从心。最后决定就写个简略的汇报吧，让还关心我的同学们知道一下我这些年的大致情况，起个互通消息的作用，至于什么人生感悟，史料留真，那是谈不上了。
我是1956年从陕西省一个偏远小县——合阳县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的。在此之前，1951年抗美援朝时我报名参军，离开合阳县，1955年复转又回来。合阳县当时是个经济落后的地方，时至今日，还是全国列名的贫困县之一。从这里进入北京的最高学府，自然是“春风得意”得了不得。入学后，和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们在一起，甭提有多么高兴，多么满足，对未来那更是充满了七彩斑斓的幻想。
讵料政治风云变化莫测，入学第二年便逢上了整风反右运动，我这个只有23岁的共青团员，还没有来得及弄清“这是为什么”，便稀里糊涂地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1958年春，我头戴帽子，眼含热泪，离开了相处了一年多的同学们接受处分下乡劳动。当时我以为既然保留着学藉，劳动考察也可能只是三五个月的事，实在没料想到这一去竟是三年半之久，而且和大部分同学从此一别，至今已整整五十年未能再见面。
在劳动考察的三年半中，我挖过河，掏过粪，养过鸡，种过菜，烧过砖，插过秧，伐过树，栽过红薯，丰富多彩的劳动生活并没有给我带来任何痛苦，倒使我领略了一点“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的超脱。当然，始终笼罩在头上的阴影和没完没了的思想检查是很讨厌的。不过习惯了也就是那么回事了，随便找盆脏水，朝自己头上浇一浇，也挺好玩的。现在回忆起来，倒是那正在田间劳动，哨音一响，休息十分钟，就地一躺就可以睡一觉，甚至可以作个短梦，那感觉真是美妙。还有在稻田里从春到夏一直赤裸着上身，那被太阳晒得油光闪亮的黑脊背，与绿波荡漾的稻田相映成趣，也颇具美感，至今令人难忘。
1961年，我被宣布摘掉帽子，回校学习。但学校依旧，人事全非，班里的同学除了高连弟、丁子霖留校任教，还见过面。再有就是留在卡片社的杨教了。其它人风流云散，也都没有再见着。此后，我在人大又继续学习了4年，到1965年毕业。
毕业后，我还留在北京，在丰台区芦沟桥畔的一个农业机械厂又待了5年。这近10年中，我虽然知道还有不少同学在北京工作，但由于大家都能理解的原因，我们只能“比邻若天涯”，互不联系，互不来往，几乎所有的同学都不知道我在哪里，仿佛我已从这个地球上蒸发了一样。现在为了让同学们了解一下我这一段的情况，填补空白，略叙二三事报告如下：
社教运动时，新闻系有两次下乡，第一次是去北京郊区的房山县，我参加了。当时有个写农村“四史”的任务，我所在的张谢村工作组把这个任务布置给我，于是我奉命写了一篇村史，题目叫《穷人会》。由于事实真实，情节也动人，确实是一段阶级斗争的精彩历史。这篇村史，后来学校编辑的什么汇编收了，北京市委编选的《四史丛书》中也选收了。《北京日报》还作了发表，最后，北京市委四史编纂委员会在总结这一工作时，还把这篇村史作为代表作品推荐给《人民日报》。《人民日报》发表时将标题改为《争夺印把子的斗争》，并要求作者署名，当时我在《辽宁日报》实习，大概是通过学校署了工作组两名组长，我，还有当时为我作采访记录的一个同学共4个名子（胡连璞、宋景芳、我和沙文）。按说那时候我是没有资格署名发表作品的，这篇村史的发表在我来说真是意外的殊荣。
第二次下乡社教是去山西省定襄县。我因为肺结核留校养病未能参加。
1965年，毕业分配工作，对我的分配真是出乎意料的好，先是宣布为中央新闻电影厂。后来罗列系主任找我谈话，说北京市提出要我去《北京日报》副刊。《北京日报》竟然用一个共产党员换我这个摘帽右派，令我感动，于是我接受了罗列主任的建议，去北京市委报了到。
但是，事出意外，我并没有能够跨进《北京日报》社的门槛。就在我去北京市报到之际，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评以彭真同志为首的北京市委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如何如何。这一情况是后来打倒北京旧市委，批判彭罗陆杨时才听说的，当时并不知情。当时我只是被告知：去基层锻炼一年，根据工作需要，随时可以调回。我去的基层单位是位于丰台区芦沟桥畔的一个北京市农业机械工业公司下属的农机厂，这一去竟是6年。
不过现在我倒是非常庆幸那时没有跨进《北京日报》副刊这道门槛，因为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北京日报》副刊这个邓拓的“黑据点”是首当其冲的，邓拓先生的惨遭不幸，成美夫妇的备受冲击，事后想来犹令人颤栗。我今天还能活着，多亏没有掉进这个政治漩涡。
在基层锻炼的这6年，除了不叫处分和每月有56 元工资外，生活与原来的劳动考察实际差不多。我守着一台钻床，天天在形状不同的铁件上钻着大大小小的孔，这种劳动实在不如农业劳动有趣，我像一个机器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钻了至少百万以上的孔。这几年正是文化大革命搞得全国乌烟瘴气的灾难岁月，不幸中之大幸是命运却把我放进了“避风港”，工人师傅们对我不错，他们竟敢公然说：“人家一个大学生，就因为说了几句真话，弄成现在这样，咱们何必再去为难人家”。即使在运动后期的清理阶级队伍阶段，我上了仅有的一次全厂批判会，两个押解我入场一直站在我身后的武装民兵，还不断小声地提示我：“没事，别说话！”这样的事在当时的知识分子圈里是不可想象的。
虽然如此，但国难家愁使我的心天天在流血。三家村、四家店、二月逆流、刘邓路线，尽管我位卑岂敢多忧国，但这触目惊心的现实，使我度日如年，夜不成寐。加上妻子女儿远在西安，听说她们附近两派武斗非常激烈，我孤独而悬空的心，又岂能逍遥得起来。这6年是我一生中最沉重最痛苦的一段时光，有好几次我徘徊在芦沟桥上，抚摸着那些残缺不全，永远也数不清的石狮子，真想一头栽下去，再不去思考那个“人活着目的到底是什么”的难题，说实在的，要不是还有年迈的父母，幼弱的妻女，我很可能在那时彻底崩溃。
到了1971年，我对未来已经濒临绝望了。于是我决定：回到老家去。今天看来，这确实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但目光短浅的我，当时又怎么能料得到将来还会有三中全会，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呢！不过当时即使是从首都要求上山下乡，对我也不是易事，故乡合阳也不欢迎这个摘帽右派的游子归来。最后像现在有些人“跑官”那样，找门子，钻眼子，费了很大周折，冒充了个“老技术工人”，才被合阳一家农机厂接收。第二年，妻子也按我俩原来商定的计划，从西安市调回合阳，她是教师，调回后在一所乡村中学教数学。
毕竟是本乡本土，人熟地熟，15年前从这里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的光彩，也还有人记得，所以我这个冒牌技术工人，才得以很快恢复了干部身分。
在这个农机厂一待又是7年，虽然全厂上下，都知道我是摘帽右派，但没有一个人因此而歧视我。厂长对我也很尊重，他说：“我们没办法重用你，咱们这几个副厂长都外行，你就多协助吧。”一直到1978年，我虽然仍旧每月领着那20年没变过的50几元工资，但家庭团聚，心态平和，又多了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六口之家，穷困而不潦倒。经过坎坷的人，确实容易知足。
1978年秋，县教育局长是我当年进北京前的同事，对我知根知底，动员我去县中学教书。这时科学大会已过，三中全会将开，正是“臭老九”臭味渐消的时候，于是我去了县中学，教高中语文。
1979年，有了改正右派的消息，我立即去县落实政策办公室提出改正要求。他们说：“你可要小心，弄不好别落个翻案。”面对这些毫无政治敏感的人，我觉得指望不上，便写信给人民大学。很快得到改正决定，说57年划为右派一事，“纯属错划”。
不过反右时我是学生，没有受降级处分，不存在恢复工资问题；那时我是共青团员，所以给我这个40多岁的半老头恢复了团藉。后来，一次提工资，将我大学毕业的时间仍按1965年计，我要求按1960年计，这关系一级工资，我找到县人事局长，但他说：“现在虽然平反了，但那时总还是犯了错误嘛。”真是令人啼笑皆非。别以为这样的笑话只有电影《牧马人》里才有，这不，我就碰上了一个。
不过改正毕竟不是摘帽，从此去了金箍圈，一身轻松。我还是教我的语文课，1984年高考，我所教的班级有一名学生考上清华大学，有两名考上北京大学，有10名考上西安交通大学，全班语文均分创造了全省最好成绩。
这一年县文化局成立一个戏剧创作组，把我调去当组长。开始写了一个剧本《白玉楼》，运气还不错，咸阳市剧团首演，剧本也在《西岳》杂志上发表了，省文化厅和省振兴秦腔委员会，还有省剧协，联合召开了作品讨论会，《陕西日报》还发了个消息。可是到写出第二个剧本《白玉兰》和第三个剧本《睢阳之战》时，戏曲界的形势越来越糟，地县两级剧团纷纷垮掉，剧本难得演出。于是我不写了，又过了两年闲散生活。这期间我入了党。
1988年，我又回到学校，因为我觉得尸位素餐，问心有愧。
其实，这两年我也不是完全地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为了不闲着，我为地方报刊写了几篇人物通讯：一篇是报道一位叫雷烽的中学教师，题目是《熠熠闪光的春蚕》，发表于《合阳报》和《渭南报》，后来这位教师被作为教师楷模，让全省学习。另一篇是报道一位叫李立科的农业科学工作者，题目是《他在播种理想和富裕》，发表于《合阳报》和陕西省委的刊物《支部生活》，后来李立科成为陕西十大新闻人物之一。第三篇是报道50年代从上海支援大西北来到合阳的一群年青人，题目是《黄土高坡上的上海人》，发表于《合阳报》后被香港出版的《莘原采风录》收入。第4篇是报道一位企业家和他的总工程师的，题目是《流光溢彩的贾张合璧》。写这几篇报道是我这个毕业于人民大学新闻系的人，离校后所作的绝无仅有的一点点新闻工作，虽然是业余的。
1990年，我的二女儿考上了大连的东北财经大学，这给我们家庭带来了极大的喜悦，也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她一个人每个月节衣缩食至少需要花费500元钱，可是我和她妈妈的工资之和才480元，我们要吃饭，而且还有小女儿和儿子两个高中生。一直困窘的经济状况至此竟到了无法维持的地步。出于无奈，我提前退休，又一次背井离乡去了韩城市一所矿区中学作临时打工教师，也算是天无绝人之路，挣扎到1994年，两个女儿大学毕业，退休养老金也增加了些，这才算解决了温饱问题。
这时，我可以真的退“休”了。但我自觉健康状况还不错，我也不愿意加入那个打完太极拳就去打麻将的人群，这一生中，荒费的日月实在太多了，我要对得起这只有一次的生命，所以，我给自己找了个研究课题：“中国传统启蒙教学研究”。这个题目至今已搞了整整10年，要问成果如何，我现在可以略带自豪地告诉同学们一句：“虽不辉煌、可算成功。”此事带给我的得意，绝不亚于让我出版一部数十万字的长篇小说。
说起这件事的起始，还要追溯到人民大学。我复学后虽然还在新闻系，但我明白我以后是不可能再从事党的喉舌工作了，所以对于专业课便只是应付而已，大部分时间包括课堂时间都是从图书馆抱些自己喜欢看的闲书，在浏览中消遣岁月。有一次，看了一本张志公先生写的《中国传统语文教学初探》，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我觉得中国传统的语文教学，尤其是启蒙阶段的教学，确实是个“富矿”，大可深采。不过当时只是这样想想而已，并未真的动手去做什么。后来回到合阳，陆续有了几个子女，我没有送她们去幼儿园，而是利用业余时间亲自教。我的想法与做法是从张志公先生那里受到启迪的，结果孩子们都在4岁至5岁一年中识字3000以上，不仅可以自读小学高年级的语文课本，甚至高中教材中的一些篇章如《荀子.劝学》白居易的《琵琶行》等，也可以熟读背诵。这一令人惊喜的成果，再加上后来当中学语文教师看到中国学生语文学习堪忧的现状，我暗暗决定将来一旦有了条件，我一定要去发掘中国传统的启蒙教学经验这个富矿，我坚信那里有黄金。
到了1994年，我停止了上班，孩子们也都外出上学了，此时，我一无上班之苦，二无生计之愁，三无子女之累，又一有兴趣，二有信心，三有教育自己几个孩子和在学校教语文的实践经验，条件具备了，研究于是开始。从1994年到2004年整整10年，我心不二用目无旁骛，就干了这么一件事。
因为我认识到“识字”是启蒙教育的突破口，所以我找来了十几名4-5岁的孩子，办了个幼童快速识字实验班。根据我的理念，用我自己编写的教材，采取我不与人同的方法，开始了边实践边探索的研究。3个月之后，孩子们识字全都超过了1000。这是一个超过幼儿园大班一年识字量10倍的数字。成效出来了，于是，本地报刊报道，外地媒体转载，一时影响远及辽宁、安徽、江西，西安教育电视台还制作了一个专题片，题为《培养神童的奇人》。
良好的开端，令人鼓舞，此后的10年中，陆续参加实验的孩子超过200名，不仅有当地群众的子弟，而且临近各县，甚至远至西安市和山西省、河南省也有送孩子来的。家长中有西安交通大学教师、共青团陕西省委书记、陕西省财政厅研究所副所长、西北工业大学教授、合阳县教育局副局长等等。家长们不远数百公里把孩子送来，就是对我最大的信任，孩子们优异的成绩，就是给我最高的奖赏。我当然乐此不疲，十年如一日，不断地加深理论研究，丰富实践经验，改进教学方法，编写和修改系列教材，忙得不亦乐乎，苦得津津有味，到了2004年，我已是过了古稀之年，于是我开始总结，写了几篇论文，并编成了一套《幼童快速识字课本》（上中下三册），和一本《幼童快速识字教法指导》。
现在，我可以毫不夸张地告诉老同学们，我虽然半生坎坷，命运多舛，但晚年这一段生活虽然并不富裕，但过得很充实，很平静，也很快乐。人生在世何所求，有此一举，我可以无怨无悔，无愧于心了。
关于我的情况，大致如此，下面再补充几句家庭情况：
老伴行千叶，1936年生，也是合阳人，中学教师。我们1956年认识，1961年结婚，半个世纪以来，在那些凄风苦雨电闪雷鸣的艰苦岁月里，相濡以沫，同舟共济。我们有子女4个，长女侯晓岚，工人。外孙现在中国科技大学上学。二女儿侯晓亮，东北财大毕业，现在陕西省财政厅研究所工作。外孙女3岁。三女儿侯晓田，陕西渭南师院毕业，现在西安飞机公司子校任高中语文教师，去年被破格评为中学高级教师。外孙5岁。儿子侯晓东，肄业于河北建筑科技学院，目前是我研究启蒙教育的接班人。孙子6岁，已识字4000以上，能自读一些古文如《琵琶行》、《长恨歌》、《陈情表》、《岳阳楼记》、《谏太宗十思疏》等，《五经四书》也选读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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