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顾问传

在偏僻而古老的汉城县，王顾问是当之无愧的大人物之一。他连任了二十年县长，虽然一直是副的，不过人们都聪明地省掉了他所忌讳的那个字。现在王县长退居二线，改称顾问。这在不少人眼里自然贬值不少，不过我这个小小科员可实在不敢对他有半点小觑。
我实在没的想到的是有一天这个大人物竟然会扶杖步行，突然大驾光临了我的寒舍。
“哎呀！你这个地方可真是太窄小了，怎么不在城里弄片地皮，盖个两层小洋楼？”王顾问说。
这当然是见面的寒暄话，一块二分大的院基，没有特别的门道弄不到手且不必说，就算有人给我批条子，还总得要钱吧，盖房建楼，工料运输等等，没有一千张大团结岂敢问津。王顾问这话真是皇帝问饥民：“何不食肉糜？”
我慌忙找出一盒珍藏已久的高级烟，恭而敬之地献上，心里却直嘀咕：王顾问找我，非常之举定有非常之事，可会是什么事呢？实在猜不着。
“啊，你这个作家，啊，以前我怎么就不认识。人才啊，文笔真好啊，就在眼皮底下，他们怎么就没发现，就没人向我汇报一声，真是官僚主义。”不知道这个官僚主义是指他自己呢还是指其它人。
“人才难得啊，回头我一定给小范谈一下，得重用，不能埋没。”
王顾问说的小范就是现任县委一把手范楷书记。我真是有点受宠若惊了。王顾问称我为“作家”，显然和我在县报上发表了几篇人物通讯有关，不过别说“作家”，连个业余记者也还没争上。
“王顾问，您有事派人喊我一声就行，怎敢劳动您亲自来。”
“嗨！不是当年了，凤凰落架不如鸡，虎落平阳被犬欺，靠边了，不值钱了。不过今天找你，我还是应当亲自登门，我是想请你帮我写个材料。”
“王顾问您尽管吩咐，保证完成任务。”
“是这样，在这汉城县干了二十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想借重你的文笔，可不是想树碑立传，只要报道一下就行，先给县报，将来县志上也许用得着。怎么样，你总不会也因为老家伙靠了边就不肯帮忙了吧？”
王顾问总是把退二线叫“靠边”，这么一“将”军，我还能说什么呢，只得满承满应。
于是一篇《扎根汉城二十年》写出来了，不过县报没登。平心而论，我认为县报主编是对的，那稿子实在太空，据说，这事让范楷书记为难了很一阵。
稿子虽然报废了，我却因此结识了王顾问这个大人物，也是他退居二线后，闲暇无事，一来二去和我竟成了“忘年之交”，于是我对他也就有了更多的了解。最近，他死了，死得很突然，有人说是气死的。我正在因病休假，闲得无聊，便写了这个《王顾问传》，这和王顾问生前的意图无关，只是为了记录下生活中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人而已。
家世
王顾问父辈以前的家世，他自己也说不清。总之是到了王顾问的父亲王义儿时，正是军阀混战时期，王家所在的汉城县王家寨子出了一个闯荡江湖的司令名叫王镇河。这个司令说着了不得，其实也就十来个人，七八条枪而已。王司令为了扩充实力，在一次酒宴过后，大烟灯下，刺杀了他的拜把兄弟刘麻子团长。没想到刘麻子的副团长，不接受王镇河的收编，而且兵围王家寨，扬言要“放假”三日，鸡犬不留。王镇河没逃脱，被围在寨子里，于是央人调解，诡称事情全系手下人胡作非为，自己毫不知情。后来送了一份有黄有黑的重礼才达成协议：只要交出凶手便不再追究。当时王义儿正跟着王镇河，是贴身保镖马弁，红脸大个儿，据说是看着司令大哥作难，激起了哥儿义气，便挺身而出，自愿充当凶手。于是便被五花大绑送往刘团。后来的下场是悲惨而壮烈的，他被那个副团长，缠上白布，蘸上青油，作成人蜡，点燃着祭奠于刘麻子的灵前。王义儿至死未说一句软话，一死报知己，为司令大哥尽了忠。再后来，王镇河司令和那个副团长又言归和好，尽释前嫌且义结金兰。不过王司令倒也没有忘了王义儿一家老小，柴米油盐全部从优供给，直到全国解放前不久，从未间断。
王顾问从小就是吃这种救济粮长大的，小时候名叫狗儿，转眼到了十八岁。狗儿听得人说已归隐乡居的王司令，和他母亲一直有着不可公开的关系。也是少年气盛，一个晚上，他捉到了真凭实据，便一刀捅死了王镇河，然后抛尸黄河。当时王家寨已有共产党的地下活动，狗儿便跟了在黄河上摆渡的船老大王明川，秘密地为地下党工作。
王狗，由于生长在黄河边，练就一身好水性，夜半三更，风恶浪险，偷渡黄河，从不畏惧。那时河东已是解放区，河这边尚未解放，河防严密。但地下党经常有送药品、物资，和护送干部过河的任务。王狗当时还不是地下党员，他只是愿意跟着王明川干，当然每偷渡一次，报酬也不少。
值得一书的是1948年一个初冬夜晚，来了两名干部，一男一女，是夫妻，急需渡河。不用问，都不是一般干部。这时王狗刚刚偷渡回来，衣裤全湿，一身冰碴。怎能让他再去，可是当晚天黑浪大，别人的水性都不如王狗，王明川出于无奈只好又去和他商量。
“不去。天王老子来了，今晚也送不了。谁不怕死谁去，我怕死。我不能还没娶媳妇就喂了鱼。”
王狗不是危言耸听，确实有生命危险，在河防哨兵的眼皮底下，偷渡不能用小船，而是用一种特制的布包筏子，这种布包筏子是用几个土布缝成的大袋子，里面涂上桐油再塞满棉絮，用木棍横竖固定，连在一起。偷渡的人可以爬在上面。刚入水时，水浅，离岸近，不能用桨划篙撑，全凭送的人钻在水中，轻轻推动，一是为减小响声，二来缩小目标。初冬时节，河水虽未结冰，但人在水中，奇冷难奈，到了河心，一出水面，湿衣湿裤，被河上的夜风一吹，硬硬的活像古代战士的铁铠甲。再加上月黑风高，猛浪翻滚，随时都可能出事。不是好水性，不是棒小伙，谁敢去。
什么共产主义理想，什么阶级斗争觉悟，当时对王狗都起不了多大作用。王明川只说了一句话：“兄弟！看在老哥面上，死活都得去。活着回来，老哥给你盖三间瓦房；死了喂了鱼，老哥给你娶个鬼妻。给酒拿着。”
还真是不可思议，王狗抓起两个窝窝头，咕嘟嘟一仰脖子灌下去半瓶烧酒，剩下的往怀里一揣：“走！”
别提那两个干部有多么担惊受怕，尤其是那个女的，简直是抱着慷慨就义的心情爬上了布包筏子。及至到了河东，那大干部两口子，千感万谢激动不已。他俩记下了王狗的姓名，说以后一定要报答他对革命的贡献。
革命
解放后，那俩口大干部在北京什么部工作，还真的没有忘了王狗，特意给地委书记写来封信，询问王狗的情况，并要求给以关照。
可当时的王狗正在监狱等待判刑。
王狗在护送过那两个大干部后不久，入了党。解放后反霸斗争，他公开了捅死王镇河的事，不过他没说真实动机，只说是为民除害，于是得了个好名声，土改后是王家寨的村主任。
按王狗的想法：“这一伙狗东西垮台了，现在该轮咱们享受了。”于是王司令家的房子，分给了王狗，王司令的楠木雕花床，王狗睡上了，王司令品茶的一把镶金小瓷壶，王狗也端上了，这些，在王狗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这就是享受革命胜利果实。虽然没享受上这些果实的群众背后有些不服，但也算不上什么大问题。千不该万不该，他不该和王司令的一个女儿姘上了。
群众有反映，县里来人调查，情况属实。帽子不大不小：丧失立场蜕化变质八个字，他是逃脱不了。逃脱不了也罢，顶大不过开除党籍不当村长，谁知王狗偏偏死不服气。“老子拼死拼活闹革命，弄他妈个女子娃有啥了不起。”他大概又想起了王镇河和他母亲的那档子事，一时性起，顺手打得县里来的工作组长头破血流。祸闯大了，两个民兵两杆枪，王狗被五花大绑押进了县人民政府大牢。
多亏那封从地委转来的信，县委书记兼县长亲自找王狗谈了几次话。王狗认识有了提高，胸脯一拍：“我不对，对不起共产党，从今日起和那臭婊子一刀两断。再有胡作非为，枪毙了了我。”
由于认识“深刻”，党内受了个警告处分，撤了村长的职，可是过了不久，先调王狗进县城学习，接着就被任命为第五区副区长。组织部长嫌王狗这名子太不雅，便给他改成王东昌。
王东昌副区长抓工作雷厉风行，毫不含糊，别人办不动的事，他一去立即能打开局面。新官上任，头一炮赶上粮食统购统销，有个富裕中农不愿意卖余粮，王副区长找他谈话：
“你爱国不？”
“爱。”
“爱国为什么不卖粮？”
“我没有那么多。”
“好，站到院里想去吧。”
那个富裕中农站在院子里冻了一个通宵，王东昌带人连夜从他家起出三千斤粮食。第二天，召开群众大会，不斗争，不批判，让那个富裕中农站在粮食堆前。来开会的人排成一字长蛇阵，从他面前经过，每人朝他脸上吐一口唾沫，骂一声：“羞！”于是局面顿开，全区任务顺利完成。
后来的大跃进，大炼钢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王东昌副区长都积极响应，毫不含糊，挨家排户，砸锅收铁。办大食堂搞供给制，王东昌都在全县带了头。
可他也有跟不上形势的时候，对于放高产卫星他就想不通。
“屁！一亩能打一万斤，连秸带杆，根上带上土疙瘩也不行。吹牛皮不贴印花，谁能行谁来，老子弄不来。”
这几句话闯了祸，白旗插到了他头上，右倾，副区长被撤了职。
王东昌当然不服，牛劲上来了，背着干粮上了北京。他是去找那俩口他唯一认识的中央人物，他想，这两个扒在他的布包筏子上夜渡黄河的老干部能不知道水深浅，能把没有说成有。他想好了，到北京找见那个在报上吹牛放卫星的记者，非当面给他两耳光不可。
“跟着跑吧，彭德怀都顶不住你能咋？黄河总得往东流，顺着潮流走，听上面的。”
别看王东昌一时脖子硬，就这么一句话，他就能转一百八十度。果然，北京回来，王东昌在他下放的村子里，放了一颗高产新卫星，亩产三万斤。
省里来了个副省长来验看，县长陪着来到村里。副省长问粮食在哪里？王东昌说：“全部上交了粮库，不信你问我们县长。”县长当场证明，“一点不错。”副省长哈哈大笑，说：“你们俩配合默契，让他给你当个副县长吧。”
不知道副省长这话是不是开玩笑，反正王东昌真的成了汉城县的副县长，主管农业和工业。
趣闻
在王副县长任职期间，汉城县的工农业生产虽然每年的总结上都有“和全国一样形势一派大好”的话，但实际上成绩平平。二十年以后，汉城县还是贫困县之一，所以王副县长这一方面的政绩，也就没有什么为人称颂不已的辉煌。不过有几件小事，因为趣味性强，倒是流传颇广。
趣事之一：有一次，农机公司要买进一批马达，请示王副县长。王东昌不知道“马达”是什么东西，又不好意思问，便推说要调查研究一下。然后给农机厂打电话说，急需借用两台马达，立即送来。农机厂厂长问：“要多大的？”王东昌又说不上来，便说：“一台最大的，一台最小的。”整得厂里停工停产拆下两台马达，王副县长一见说：“嗨，我当什么洋玩意，原来是电滚子。”他怀疑农机公司把“电滚子”叫“马达”，可能是有意欺他外行，过了一阵，竟找了个借口撤换了公司的经理，并下通知给全县各单位：以后报告，一律不准用洋名子，长度只能用丈尺寸，不用米，公尺，厘米等；重量只能用斤，两，钱，不用吨，公斤，克等。这个通知弄得人们啼笑皆非，最后当然因为无法执行而不了了之。王副县长由此得了个绰号：“马达县长，”简称“马县长”。
趣事之二：王副县长爱在大会上讲话，每会必讲，每讲必高喉咙大嗓门，虽然讲稿照例都是秘书事先拟就，只要照本宣科就是，不过王副县长有时讲到兴高采烈之处，也常常离开讲稿自由发挥一番。有一次讲话，讲稿上有个“忠心耿耿”的词，王副县长不认得“耿”字，也怪秘书写得潦草，稿纸也不是一字一格的那一种。于是一个字变成了两个字。王副县长大声讲：“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对党都忠心耳火耳火。”一时听众莫明其妙，接着便大笑鼓掌。
还有一次是讲本县的工业发展远景，讲到若干年后，工厂满地，烟囱林立，各公社各村处处机器轰鸣，这时王副县长高兴了，离开讲稿开始发挥，他想用一个什么成语来概括一下那时的盛况。他说：“到了那时候，我们汉城县，啊，啊，……”他啊了几声之后，还是没找到一个恰当的成语，正着急处，脑子里闪出了一个词：“乌烟瘴气”。于是他接着讲道：“啊，到那时候啊，我们汉城县到处乌烟瘴气，真是妙不可言啊！”
王副县长这两次洋相，让人抓住了话把儿。有个叫李大同的干部好讲俏皮话，便编成了一副对联：“王县长对党忠心耳火耳火；汉城县建设远景乌烟瘴气。”
趣事之三：有一年天旱，省委大抓抗旱保苗，动员一切力量，采取一切措施，进行抗旱。王东昌对此是有保留的，他认为地处旱塬的汉城县，只能靠天吃饭，大喊人定胜天，强迫社员大搞抗旱只能劳民伤财。
有一天下了一场阵雨，王东昌正在高兴，地区打来电话询问雨情：
“王县长，你们县下雨了没有？”
“啊，有些地方下了，有些地方没下。”
“能下多少雨？”
“有的地方大点，有的地方小点。”
“能不能说得具体点。”
“大的地方比小的地方大点，小的地方比大的地方小点。”
这个“雨情电话”传开了以后，汉城县的干部仿此格式，制造了许多类似的玩笑，互相逗趣。比方问及工作情况，便说：“有些工作做得好些，有些工作做得差些，好的比差的好些，差的比好的差些。”问及人员思想状况，便说：“有些同志表现积极些，有些同志表现消极些，积极的比消极的积极些，消极的比积极的消极些。”如此等等，人称“王氏对话。”
虽然王副县长留下了以上一些趣闻轶事，不过说句公道话，汉城县的干部和群众对他总的评价还不错：“比好的差些，但比差的还好些。”
不过王东昌的副县长，一当十几年，没有升迁，而且从副区长到副县长，始终摆不脱那个“副”字，别说王东昌本人，就是一般干部也有人觉得有点不平。
文革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刚一开始，王东昌看出了这是一场大运动。他根据当初反右派、放卫星的经验，觉得只要大积极一下，很有可能反掉县委一把手，由他取而代之，从而甩掉那个令他醋心多年的“副”字。于是他闻风而动，贴出了汉城县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打倒汉城县的“小三家村”》。一石三鸟，揭了县委书记、副书记、县长一堆问题。这一堆问题中有一条是“包庇右派分子李大同”。
王东昌大大失策。造反派对他的大字报很感兴趣，但却没有人愿意和他一块儿“革命”。第二天，一群造反派来到他家，他开始还以为是请他加盟，没想到进门就给他挂上黑牌子，戴上高帽子，拉了去游街示众。罪名是现成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后来的一段时间里，下死力整他的有两个人，一个是他能料到的，就是当年给他编过对联，现在又被他在大字报里点名的李大同；另一个是他没料到的，此人名叫白沧浪。
王东昌在给县委书记的大字报中说“包庇右派分子李大同”，这话不确切。反右时李大同差一点被戴上右派帽子，可是毕竟最后没批没戴。这个李大同原本是县委办公室一个二十二级干部，有工作能力，工作也认真，就是平常爱讲点俏皮话。他编那副讥讽王副县长的对联：“王县长对党忠心耳火耳火；汉城县建设远景乌烟瘴气。”也是游戏之作，并未心存攻击。不料被与他同住一室的白沧浪给王东昌打了小报告，引起王的勃然大怒，便决心把李大同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其时反右运动已经过去了，再说县委书记也认为材料不足。不过后来的处理还是严重的：开除了党籍，下放到一个小工厂里当统计员。
李大同因为受处分的事，本来就对王东昌耿耿于怀，这时王东昌又旧事重提，还无端给他戴了个“右派分子”帽子，李大同不忍了，于是组织了个“反到底”战斗队，目标对准王东昌，声言“舍得一身剐，敢把王东昌拉下马”。头一次批斗会，就让王东昌坐了“喷气式”，脖子上挂了个又大又沉的牌子，偏偏用了根细铁丝，勒了王东昌几道血印。
王东昌万万也没料到白沧浪也会造他的反，而且是那么狠毒。白沧浪是政府办的干部，分工跟王副县长，此人一直最听王县长的指示，最会领会王县长的意图，王县长大小会的讲话大都是他写讲稿，李大同那副对联，也是他小报告给王县长的。这个人很聪明，文笔也不错，从来叫王县长绝不带“副”字。王东昌有个女儿，要找个女婿，白沧浪是最佳候选人，要不是文革风暴，这一对年轻人，说不定早就喜结良缘准备白头偕老了呢。不料随着运动的深入，白沧浪看出王东昌是非垮台不可，而他也可能被打成“小爪牙”之一，于是摇身一变，一气儿贴出了十二张大字报：《揭开王东昌的画皮》，从“之一”到“之十二”，把个王副县长揭得简直体无完肤，丑不可言。虽然其中油盐酱醋，辣椒芥末都调了不少，但大家知道白沧浪是王东昌的亲信，所以统统深信不疑。
在李大同和白沧浪两派夹击之下，王东昌完全丧失了抵抗力，只有交械投降，别无它路。
于是王东昌采取了一个出人意料的投降动作，彻底请罪，脱胎换骨，争取和造反派成为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他的投降书叫《我向党请罪》。
这次由于没有白沧浪代笔，难免有一些错别字和不通顺的句子，不过事实还都具体，列举罪状，还真有点触及灵魂的味道。但还是过不了关。因为那些陈年旧事，尽人皆知，缺乏爆炸性的内容。最后，王东昌想起了放卫星的经验：只要敢胡吹，事后没有人管，眼前先受益，于是在第四次请罪书中惊人地交代了一桩叛党罪行。他说他当年偷渡黄河护送党的干部时，曾把两名高级干部推入黄河。
这完全是无中生有，自个儿给自个儿栽赃诬陷。王东昌有他的心计；先这么交代下，反正将来落不实。
王东昌这一亮相，果然奏效，过了一段时间，竟首先获得了造反派的“解放”，承认他“站过来了”，后来便结合进军干群三结合的领导班子，任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还是有个“副”字）
王东昌的这一手，气坏了依旧住在牛棚里的县委书记，老书记最后是被迫害致死的，他在临终时给党组织留下了一句汇报：“王东昌这个人积极性愈高，破坏性愈大。”
文革以后，王东昌作为受迫害的老干部，官复原职，又是副县长。
家事
王东昌有个人所共知特点：不怕老婆。这一点在夫老妻少，“妻管严”颇为流行的领导干部层中，难能可贵，有独特的价值。
王东昌的夫人叫刘英，年龄比王东昌小十二岁，文化程度高中毕业，模样儿也漂亮，工作能力挺不错。两人结婚的时节，刘英是县妇联的一名干事。婚后提为妇联主任。后来，王东昌的副县长一直没有升，夫人的主任也一直没动，据说上级组织部门曾拟提拔刘英为副县长，使县领导中有个女的。结果因为王东昌坚决反对而作罢。此事的确令人感到难以理解，人们有两种猜测，一种是说王东昌为避任人唯亲之嫌，不让人说他是夫荣妻贵，走后门升官。另一种说法是王东昌不愿意老婆和他是同级，那样显得他太不行。这两种说法因为都是猜测，并无实据，姑且存疑。
不过王东昌曾给夫人“约法三章”却是确有其事的。约法三章的内容是一不准干预他的县长工作，二不准摆太太架子，三不准穿奇装异服和烫头发。
王东昌这人不摆官架子是事实，也是一大优点，虽然他有时候也训斥人，但他说那是脾气不好，不是摆官架子压人。有一次，王东昌清早出城散步，碰上个卖菜的老头，拉了一架子车黄瓜，上坡很吃力，王东昌便去帮着推上坡，弄得满头大汗。卖菜老头认不得他是县长，便给了他一条黄瓜，两人蹲在路边对着啃。后来两人说得投机，老头求他帮忙卖黄瓜，他便帮着把车推进政府大院，让管理员买下这车黄瓜。管理员以为老头儿是王县长的什么亲戚，出大价买了这车黄瓜，结果害得大家顿顿吃黄瓜，不过大家知道了实际情况后，都夸王县长有雷锋精神，关心农民疾苦不摆官架子。王东昌尚且不摆官架子，当然他不让刘英摆太太架子，不过刘英在这一点上做得比他不差，在上不在下。
至于“不着奇装异服和烫头发”那一条，刘英也基本做到了，只是在不准干预县长工作这一条上，有一次出了点问题。
刘英给王东昌推荐了一名干部，说非常适宜担任文化局长。王东昌当时脸色一沉说：“你看行，正说明他不行。”刘英也不甘示弱说：“你看不行，正说明他能行。”王东昌本来是嫌刘英管了她妇联主任不该管的事，后来见刘英为那个干部的事很上心，于是起了疑心，甚至怀疑其间有什么暧昧之举。
更可笑的是由此产生了一出县长捉奸的喜剧。
那天王东昌假意告诉刘英说他去下乡，三五天不回来，但当天晚上便深夜赶回，轻轻走到房门口，窃听屋内动静。这时电灯已关，却听见有男人声音，窃窃私语。王县长火冒三丈，大喊开门。结果没想到却是他大学刚毕业的女儿和她的男朋友。
原来这天王县长走后不久，妇联收到一个紧急报告：某村一妇女，因三胎都是女孩，被婆婆丈夫毒打，准备喝农药。刘英觉得事态严重，便赶去处理，当晚没回家。
捉老婆没捉成却捉住了女儿和未婚女婿，弄得王东昌又气又恼又尴尬，还被女儿骂了一句：“神经病。”
王东昌的女儿名叫王丽，本来王东昌已经给她物色好了一个对象，就是那个白沧浪。文革中，白沧浪反戈一击，自然击碎了这个“美满姻缘”。后来王丽被推荐上了大学，在学校里自己谈了一个朋友。当他第一次把这个出生于上海的未来女婿领回家时，王县长是一百个看不上，尤其是对那双尖头皮鞋实在觉得不顺眼。他看不上，可女儿却爱得入了迷，别看王东昌在政府里是一县之长，回到家里却实在没有多大权威。王东昌认为年轻人幼稚无知根本不识好歹，他相信“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的原则，便又给女儿找了一个祖居本县，又在县政府工作的大学毕业生。王县长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在他看来这个各方面都胜过那个尖头皮鞋的“五好青年”和他的女儿肯定会一见钟情两相情愿的，但他没有料想到情有定分，女儿竟是非那个尖头皮鞋不嫁。为此父女竟大吵一顿。
女儿王丽和她的男友，从大学里给王县长写来一封信，打开一看，竟没有一个中国字，全是外文。王县长在这些蝌蚪文面前，完全是文盲，他想撕了它，又想知道信中究竟说了些什么。可怜天下父母心，王县长悄悄找了县高级中学的外语教师把信翻译出来，其中有一段是：“科学进步，地球缩小，地方主义，实在不好。婚姻自主，对象自找，何必包办，自寻烦恼。服饰鞋帽，全是外表，以鞋取人，本末颠倒。……”
这些话当然是针对王县长的规劝而发，至于为什么用外文，显然意含讥讽，大概是笑他孤陋寡闻，没知识还跟不上时代。这一来气得王东昌血压升高手冰凉，十多天情绪不正常。
这一次多亏刘英，连写几封信，总算把女儿叫回来度假，这不，没结婚居然就睡在了一起。偏偏刚进家头一天，就让王东昌捉住了，当然，她并不知道这幕喜剧的背景。
“都八十年代了，何必大惊小怪。”
王县长生气归生气，第二天，人家俩挽着胳膊一块儿去旅游了。
女儿如此，还有儿子也让王东昌不顺心。
儿子比女儿大，在本县工作，婚姻问题倒没有叫老头子生气，不顺心的是孙子问题。
儿子结婚后，媳妇头胎生了个女孩，接着就赶上了计划生育高潮，只生一个好，基本国策，不用说，要领“独生子女证”。
王县长虽然不主管计划生育工作，不过谈起“只生一个好”时，他也能把那个“好”字发挥得淋漓尽致。可是人毕竟是复杂的，他内心还是想再要一个“带把儿”的小孙孙。为此他私下和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谈过，虽不是说得很显露，计生办主任是个聪明人，睁眼闭眼之间，给县长儿子送去了一张二胎准生证。
王县长万万没想到，拿到二胎准生证的儿子和媳妇，三嘀咕两嘀咕，竟去医院作了绝育手术，男扎。这件事王县长心里生气嘴上却说不出，常常莫名其妙地向别人发脾气。不过这一点儿也不妨碍他有时讲起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时，依然理直气壮。
汉城县的计划生育工作有成绩，省报上曾经有过一篇报道，其中还特别举出了王副县长教子早领独生证的事例。
二线
王东昌64岁时，退居二线成了顾问。
这完全是由于大势所趋，王副县长实在不情愿。当组织上劝他退居二线时，他回答说：“刘备的五虎上将中还有个老黄忠，老又怎么样，我还有能力为党工作。”这是桌面上的话，在非正式场合，那说的可就不好听了：“！变着法儿赶我下台，我就不退，看谁能把我抬起扔出去。本来副职就是二线，还要退，退到台湾去吗？”
新的县领导班子宣布了，没有王东昌的名子，县委一把手竟是那个小范。
“哼！老子当区长搞共产主义的时候，他还穿着开裆裤，蹲路边玩尿泥呢，哼！”
不服气有什么用？新县长是个大学毕业的，讲话不要秘书起稿，一套一套的。人也挺和气，登门找王东昌谈过两次，说是请教，请王顾问“扶上马，送一程”。王东昌当面说：“长江后浪推前浪，树上青叶换黄叶，你们比我们这些老家伙强多了。”但背后却说：“嘴上没毛，办事不牢，一县之长，就那么好当呀！等着吧，等你趴下了再扶你吧。”
王东昌忘了一个事实，他当年放高产卫星当副县长的时候，才32岁，比这个大学生县长还小了7岁，那时候他嘴上也没毛。
“顾问顾问，顾得了问一问，顾不上了就不问了。”这是王东昌给“顾问”一词下的定义。事实上他是顾得了也不问。他说：“臭老九变香了，老革命变臭了，翘吧，尾巴翘到天上去，总有一天又得来一次‘割尾巴’运动。”
王顾问的怪话很多，可惜当年给他编对联的那个李大同，反右时当了一回“预备右派”，文革中又差点闹成个“三种人”，所以看破红尘不再多事了，不然的话，真能再给王顾问编一本《王东昌怪话辑录》。
过了一段时间，王顾问大概也觉得自己的言行有点奇怪，有一次他问老伴刘英：“你说，共产党发着全工资，养了一批吃饱饭专骂共产党的人，这正常吗？”刘英没好气地顶了他一句：“你是吃饱撑的，饿你三天，我看你还骂不？”
逝世
新的县级领导班子，没有像王顾问期待的那样趴下，更没有什么人来找他收拾残局，相反，全县各方面的工作都出现了新面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一派生气。
不过王顾问总有说的。打击刑事犯罪，他就说：“五十年代哪有这么多犯罪”，反对经济儿犯罪，他就说：“一会儿奖励投机倒把，一会儿又说是经济犯罪，真是胡闹。”
王顾问的牢骚，无时不发，无地不发，不过既很少有人随声附和，也没有谁批他是反党言论，时间长了，他自己颇觉得有点无聊，牢骚反倒少了一些，开始务起实来。
王顾问的务实之举，首先是要盖一座院子。他想起了王家寨的那个被他捅死的王镇河司令。王镇河闯荡江湖，最后退居林下，盖了一院好房子，四合头，五间一过厅，前后两进，一砖到顶。后代也穷了。这当然都怪他作恶多端，天理国法人情，他活该没落下什么。可是他王东昌又落下了什么？一个“副”字扛了三十多年，要讲实效，他也是连一座院子也没落下。住的房子是公家的，钱也没攒下，他甚至觉得自己还不如王镇河。
于是他决心盖一座属于自己私有的院子。那时候还没有实行房改，上级还规定不准干部盖私房，不过王顾问知道，不少胆子大点子稠的干部已经开始盖了私房，县城附近，整整一条巷子都盖起来了，人称“汉城的华尔街”。王顾问后悔自己在台上时有权没用，现在虽然已经迟了些，抓紧干还来得及。
决心一下，立即行动，第一步是弄宅基。
老县长的作用还有效，经他手提拔起来的城关镇镇长，毕竟还不是白沧浪那样狼心狗肺的人，按社员对待，给他批了一块宅基地皮。批文上写的是三分三，实际划的时候划了一亩二。王顾问开始不敢要那么大，镇长说：“你尽管放心盖你的房，不会有什么问题，我再办不了这么点事，岂不成了窝囊废。”
接下来是备料，砖瓦灰石，钢筋楼板，王顾问是经过“三反五反”运动的，他不敢太胡来，再说手里没权了，主动给他进贡的主儿也不多，只求出个平价也就知足了。
出乎意料的是，刚破土动工，基础还没打完，突然接到通知：立即停工，等待处理。
事变完全不是王东昌自己引发的。镇政府为了筹资盖楼买小车，一下子卖了八十块宅基地，这件事事前虽然经过某领导默许，但群众反映强烈，状子告到了中央，省地派来了调查组，范书记大动肝火，指定列为大案要案，严肃查处。
不查不要紧，一查就麻烦。王顾问的一亩二，本来还不在这八十块宅基地范围，但也被查出来了。省地调查组亲临施工现场进行视察，王顾问没敢露面，但他知道结果，调查组长说：“抓住这个典型，贯彻土地法。”
王顾问气得吐了血，没等到处理就死了。临死最后一句话是：“老子革命一辈子，他妈的还不如个王镇河。”
由于问题正待处理，丧事从简，本来并不迷信的刘英，大概是出于安慰死者的意思，特地请纸扎匠糊了一座三间两层的纸房子，和花圈一起烧掉。
追悼会是按顾问一级规定的规格举行的，县级五套班子都有领导人参加。悼词是现任县长念的，大致是：
“王东昌同志，中共党员，终年62岁，从1947年参加革命，历任村长，副区长，副县长，顾问等职。工作一贯认真负责，为革命，为汉城县的解放与建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扎根本县，数十年如一日的革命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盖棺论定，对王东昌的这个最终定论，汉城县的干部与群众没有异议，包括那个李大同和白沧浪，也没讲什么。只是埋的那天，一位看热闹的老汉，是从乡下进城串亲戚的，颇为感慨地说了一句话：“王县长，好人啊！一辈子没贪污咱农民的大钱。”
1987年初稿
1999年2稿

专题：小说花园

文章来源：原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