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经》初探

——中华蒙书初探之一

在浩如烟海的中华古代图书中，有一类书堪称奇绝，那就是“蒙书”，也就是古代的启蒙教材。历代的一些教育家，为了使开始接受启蒙教育的幼童奠定一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扎实基础，传播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用浅显易懂的文字，琅琅上口的语言，编写了许多这样的“蒙书”。它既是幼童的启蒙教材，又是普及“经典著作”的通俗读物。它的内容既包含了华夏传统的伦理文化，人际关系的道德规范，又包含了许多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涉及广阔的基本知识，因此它在塑造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凝聚和激励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在创造数千年的中华文明的过程中，起到了“经典著作”所不能起的巨大教育作用。所以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中华蒙书”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之一。
在诸多流传下来的蒙书之中，《三字经》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种，因此它不仅受到中国历代教育家和社会各阶层人士的重视，甚至引起当代国际社会的高度注意，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已将它列为儿童道德修养的必读书之一。
近年来，一些有远见卓识的学者，已对《三字经》作了些研究，也有好几种新注的版本出版，还出现了几种改作或新作的《新三字经》。笔者以为，很有必要对《三字经》作进一步的研究。故不揣愚陋，试作初探。
一 《三字经》的成书与发展
关于《三字经》的作者，历来的说法是南宋末年的礼部尚书王应麟，也有人说是宋人区适，或明人黎贞，但这些说法均出于传闻并无确实的证据。实际上《三字经》的编成应该是有一个较长时间的过程。南宋陈淳的《启蒙初诵》，就是采用三字句的一本启蒙读物，起首句为：“天地性，人为贵，无不善。”以下还有“性相近，群臣义，父子亲，长幼序”等语，可以明显看出，这已经有了后来《三字经》的雏形，其形式与内容均与《三字经》有着开先河与相承继的关系。我们可以认为王应麟可能是在已有的三字句启蒙读物的基础上（这种三字句读物在当时也可能不止一种）加以编纂与发展而定名为《三字经》的人。由于他是当时的名儒，又任礼部尚书，影响自然就大，虽古代不像我们现在全国范围使用统编教材，但经王应麟的编定，《三字经》已初步定型，其普及程度，肯定是与前大大不同了。不过《三字经》更广范围的普及，似应是进入元代以后的事，因为朱熹的著作经庆元党禁后，获得全面尊崇和推行已是元代了，《三字经》中说“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小学》与《四书》都是朱熹编定的，但在朱熹当时是不大可能就被列为初学者的必修课的。
再后经元明清三代，六七百年间，由于儒家思想一直居于统治地位，加之科举取士又规定考试程式要以朱熹集注的《四书》为准，因此按儒家思想为指导思想的《三字经》就更加得以发展。有的给它加注释，搞训诂，有的给它作增补，绘插图。从《三字经》中对历史的叙述看，直叙到清代，这就证明几百年间肯定是对它作了不少的增补。到了清代，还有满汉对照蒙汉对照的版本。朝廷规定：“初入社学，八岁以下者‘必’先读《三字经》。这就使《三字经》成为全国统用的启蒙必读教材，从而使它成为所有图书中读者最多，影响最大的奇书。
现在我们通常看到的《三字经》版本是清道光年的衡阳贺兴思编辑注解的一种。今天看来其注文中疏漏错讹之处虽屡见不鲜，但这毕竟是封建王朝时代遗留下来的《三字经》最后的也是最完备的一种版本了。
关于《三字经》，还有一件事很值得提出，这就是民国17年著名学者章炳麟重订《三字经》。章炳麟被称为国学大师，竭力保存与发扬国粹，他看出了《三字经》对启导蒙稚的巨大作用，针对当时大学生“历朝次第而不能举”，甚至“不知周公为何许人也”的现状，他认为当时的教科书，“固勿如《三字经》远甚也”，因此他重新修订了《三字经》。章本《三字经》有修改也有增补，将原篇幅1128字增加为1596字，内容较原《三字经》丰富，全书仍以孔孟思想为纲领，章法结构字句基本维持原貌。由于正当“五四”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之时，到处一片“打倒孔家店”的呼声，所以这本《重订三字经》尽管是旧本《三字经》的一次重大发展，但逆时而动，没产生多大影响。
时到今日，人们在左左右右的折腾之后，终于能冷静而全面地分析研究批判继承中华文化遗产了，于是又有人抱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重新来研究《三字经》了。
作为研究的成果之一，就是近年来又出现了好几种《新编三字经》。其中影响较大的就是广东省委宣传部组织力量编写的《新三字经》。这本《新三字经》从指导思想，章法结构，知识内容诸方面可以说是对旧《三字经》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造，篇幅增至1725字，增加了辛亥革命以至当前的重大事件及人物。全书侧重思想教育，知识教育。应该说是《三字经》的发展新阶段，笔者认为将此书普遍采用作为启蒙必读教材，是大可一试的。
二 《三字经》的精华与糟粕
《三字经》虽然只是一本仅千余字的启蒙小册子，但过去的学者对它的评价却是极高的。上元紫巢氏说：“世之欲观古今者，玩其词，习其义，天人性命之微，地理山川之奇，历代帝王之统绪，诸子百家著作之原由，以及古圣昔贤由困而享，自贱而贵，缕析详明，了如指掌。”这个评价显然有些夸张，而章太炎的评价则比较实际，他说：“……先举方名事类，次及经史诸子，所以启导蒙稚者略备。……其启人知识，过之《急就章》与《凡将篇》之比矣。”新文化运动以后，尤其文化革命时期，为了批判孔孟之道，则又将《三字经》贬得一钱不值，甚者，则说《三字经》是“宣扬孔孟之道的黑标本”；是“集封建地主世界观之大成的‘小百科全书’”；“《三字经》的培养目标完全是那种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寄生虫”（《学习与批判》1974年7期翟青、焦平文）。这又是对《三字经》进行全部否定的极左做法。
《三字经》其所以从问世之日起，几百年来声誉日高，达到了罕有的普及程度，主要原因当然是儒学思想受到统治阶级的推崇，但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看到它作为启蒙读物，确实也具有它特有的甚至是卓越创造的一面。本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我们可以从它作为启蒙教材的功能方面，分以下几点分析：
一、识字功能：
任何一本启蒙读物，尤其是作为幼儿的起步必读教材，首先必须具有较高的识字功能，这当然是因为幼儿初学必先认字这一基本道理，但以往研究《三字经》的人，却大都忽视了这一点。
《三字经》全文1128字，含生字554个。生字量占全文48．2％强。生字率如此之高其作用是很了不起的。幼童在诵读了这仅1128字的短文之后，就要识会554个常用汉字。我们可以设想对五六岁的幼童，教读《三字经》，日进度平均为8小句即24字的话，即日识字量约为12个字，用50天读完全文，即完成识字554字。我们现行的小学语文一册课本，一学期，识字要求仅为160字（拼音占了相当时间），即使连第二学期一起计算，一年时期，识字要求也仅为440字。这样对比一下，就可以看出一个问题，古人用《三字经》作启蒙教材，真正是达到了“以识字为主”的作用。《三字经》当然是要熟读背诵的，短短1128字的《三字经》通读通背一遍，也不过几分钟就可以将554字复习一遍，这对于巩固这554个生字效率是多么高。这正是《三字经》有极强的识字功能的表现。事实上，《三字经》的内容，要细讲起来是很深的，什么“天人性命之微，地理山川之奇，历代帝王之统绪，诸子百家著作之原由，以及古圣昔贤由困而享，自贱而贵”，如何如何，这哪儿是对五六岁幼童的要求。我们考察一下，古人教幼童学习《三字经》的情况，实际上开始是并不细讲的，在一般村学里，甚至根本不开讲。就单纯解决一个识字问题。古代蒙学为了突出识字教学，除了《三字经》以外，还配有两个教材即《千字文》与《百家姓》。这两种教材同样具有极高的识字功能，尤其是《千字文》，全文1000字，生字率为100％，《百家姓》全文568字，生字率亦在90％以上。《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配套，总共不到3000字，而生字量已达2000以上，孩子读完这三个小册子，就基本过了识字关，完成了识字教学任务。比起我们现在读完小学三年级（孩子已超过10岁）识字还达不到2000，就可以看出古人采用《三字经》为起步教材，充分发挥其识字功能的作用是很有深意，很有价值，实际效果也是很好的，笔者认为这一点正是《三字经》一书之主要精华所在。
二、劝学功能：
幼童进入蒙学开始接受启蒙教育，是人一生学习生活的初始与奠基阶段，其重要性自不待言。作为启蒙教材，对象是些混沌未开的幼童，除了识字，当然首先要让孩子们对学习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与态度。《三字经》一书大致用了近20％的篇幅，从各个方面讲这个问题，其中不仅讲学习的重要性、目的性，还讲了学习的方法和内容，尤其是运用了大量的典型事例，从不同角度，鼓励学童要有一个正确的学习态度，克服各种困难。今天看来其中不少观点与事例选用的确是多有不妥，因为它毕竟是封建时代王权政治下的作品，我们不应该苛求于古人，用现代的尺度去衡量。如果实事求是地研究一下这一部分内容，就会发现其劝学功能还是很强的，即使置之今日，与当前一些启蒙读物相比较，其劝学功能仍有现实意义。
对于学习的重要性，书中一开头就讲“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行相远，苟不教，性乃迁”。这是讲得很深刻的，我们姑且不去深究人性是否“本善”的问题，单就通过教育学习使人终生向善（即书中的保“本性”）抵御邪恶这一总旨而言，就是熠熠闪光的至理。
由此进而具体讲到学习的目的性，书中强调：“人不学，不知义”、“幼不学，老何为”，这里的“知义”与“有为”也就是“明理”与“致用”。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如果再进一步具体化，那就是“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了，“致君”与“泽民”在封建君主制时代，二者是统一不可分的，要“泽民”就必须“致君”，“致君”方可言“泽民”。也正是这样的“致君”与“泽民”的学习目的，历朝历代培养出了许许多多的良臣名将，正人君子，如鲁迅先生赞颂的“中国人的脊梁”式的人物。至于“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似乎有点“个人主义”之嫌，但这只是“致君” “泽民”有所作为作出贡献之后的荣誉。古今同理，“荣誉感”总还是必要的，即使只属于个人的荣誉也是应该肯定的。所以我认为用这种说法激励学童学习也是无可厚非的。
关于学习的方法，书中提出“教之道，贵以专”、“勤有功，戏无益”。还有先思想教育后知识教育的“首孝弟，次见闻”等，特别是书中前后采用了十几个典型故事，如孔子、苏秦、朱买臣、苏老泉、蔡文姬等等。让学童懂得学无止境，圣贤也要学；克服困难，贫苦也要学；民要学官也要学，幼要学老也要学，男要学女也要学，甚至作者以鸡犬蜂蚕为喻，提出“人不学，不如物”的呼喊，殷殷之情，跃然纸上，典型引路，循循善诱，这种以人物故事为学童树立榜样让学童对照自己的劝学方式，也是《三字经》的一个突出特色。
还有一点，《三字经》不仅激励学童要端正态度，坚定决心，专心致志，克服困难，还特别对家长和老师提出要求。家长要如孟母择邻，给孩子创造有利于学习向善的环境，还要像窦燕山那样“有义方”，要负起教育责任，“养不教，父之过”。（考察窦燕山事例，这里所指的“义方”，主要应该是指有过能改，以身作则，至于“因积阴功而得善报”，则是不可取的糟粕。）教师也要严格要求，认真负责，“教不严，师之惰”。这一点在其它古代启蒙教材中还颇为少见。
三、知识教育功能：
任何一本启蒙教材，都必须具有让学童获得一定知识的功能，《三字经》当然也不例外。《三字经》的知识内容，主要偏重于文史知识。而文史知识中又可分为“经”与“史”两个板块。
《三字经》的第一个知识板块是“经”。元明清三代，尤其是以科举取士后，一般人求学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先应试而后求仕，这就必须精读《经、史、子、集》，写得一手好文章，以阐发孔孟之道，佐圣君治国平天下。虽然读《三字经》的蒙童稚子，大多数未必能秀才然后举人，举人然后进士一直走下去，但作为启蒙的奠基教材，却是要按此路线给学童提出一个总体学习设计，使学童对以后乃至终生所要学习的知识，有个宏观的轮廓的了解，这样的思路的确是不错的。《三字经》给出的宏观轮廓图是一个有顺序的系统必读书目，从《小学》、《四书》、《五经》直至廿一史。同时还简单介绍了《四书》、《五经》、《五子》等书的作者及大略内容。如对《四书》，就介绍它是包括《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四种书，《论语》是其中一种共二十篇，是“群弟子，记善言”而成书的。
《三字经》的这一知识板块，当时看是既必要又很有用的，今天看其意义当然不像古代那么重要了，不过作为知识，也还不是多余。
《三字经》的第二个知识板块是“史”。全书用了约1／3的篇幅，系统的介绍了中华从太昊伏羲起至清道光30年共4796年的历史，提纲挈领，浓缩于仅400字之中。作者总结说“廿一史，全在兹，载治乱，知兴衰”。我们不必去研究它的历史观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只就教给幼童历史知识这一点说，它确实起到了“袖里纲鉴”的作用。幼童读了这400字，就可以轮廓地掌握中华历史的世系与终始，其概括之全面，文字之简练，确实是非常精彩的。我们现今的大学毕业生中，不能全部理清朝代顺序者恐怕不乏其人，这正如章炳麟先生所说的，大学生“历朝次第而不能举”，甚至不知“周公”为何许人也。我们不能认为现今的启蒙教材“固勿如《三字经》远甚也”，但至少在启蒙教材中有这样一个历史知识板块，应该说是必要的吧。试想启蒙之时能先背会这并不难记的400字，当是终生受益之事吧。
除了以上《经》、《史》两大知识板块之外，《三字经》的知识内容还涉及到了其它一些方面如天文、地理、数学、伦理等等，作者概括为：“三才”、“三光”、“三纲”、“四时”、“四方”、“五行”、“五常”、“六谷”、“六畜”、“七情”、“八音”、“九族”、“十义”。这个顺序是很有意思的，它不是按内容轻重排列而是按数字排列，除为了易记易背之外，还包括“识数”教学，也就是把“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的识数教学，融入了其它知识教学之中，所谓“知某数，识某文”。但如果我们把这一部分也看作一个知识板块的话，那这一板块就显得既杂又简，既少又浅。这当然与古代学习重文史轻其它的传统有关，而且这一块中的大部分内容仍属文史范畴。真正属于文史之外的知识就更是少得可怜了。天文气象，只讲了“天”、“三光”、“四时”寥寥五个字。至于地理就更少，只有“地”、“四方”三个字。这就是《三字经》的一大不足之处了。大概是为了补充这个不足，注文中便大肆发挥，仅一个“地”字，便注了近5000字，超过《三字经》全书四倍还多。其中从“天包地，地依天”直讲到全国地舆形胜，海上十洲，五岳十大洞天，七十二福地等等，几乎是一本中国地理小教科书，但不得要领，错讹百出，实不足取。
不过笔者认为这一板块虽嫌过于简略，但它注意到了基本知识的学习，这一点还是可取的。读者对象既然只是五六岁的幼童，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八音”，什么是“六畜”，日月光叫“三光”，春夏秋冬叫“四时”等，记清这些最基本的常识也就行了，而注文中的罗罗嗦嗦，实在是蛇足而已。
四、思想教育功能：
古人讲“文以载道”，启蒙读物也是文，自然也要载道，而且必须载道。但《三字经》作为最初级的启蒙教材，对象只是初入蒙学的五六岁幼童，即使要对其进行思想教育，也只能是最基本的。不过最基本也罢，毕竟教书先教人，思想教育的位置还是十分重要的，这一方面的内容也是不可或缺的。《三字经》的思想教育功能，除了包含于叙述故事介绍知识之中的作者立场观点之外，专讲的也有一些，从所占篇幅上看并不很多，但却都是最重要、最基本的。概括起来大致是四点：
1、性善论。性善是儒家学说的一个基本观点，既然“人之初，性本善”，哪一生之中保持这个“善”的本性，便是最重要的。这样一个人生修养的根本命题，当然在启蒙之始就必须响亮地提出。《三字经》把“这一问题放在开篇首句，举全文之纲，是必要的，正确的也是有远见卓识的。
2、三纲。“三纲”是封建伦理道德的总纲。文中提到“三纲”，是在介绍知识时，像解释词语似的说“三纲”就是“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并未多加发挥宣讲。这当然是从蒙童这一特定对象出发考虑的，但既然提到了，教学时老师必然要略加讲解，像注释中那样强调一下“三纲”的重要，让学童知道，人生天地之间，必正三纲，而后才能“宇宙清宁，邦国平康”。这也就起到了思想教育作用。
3、五常。文中提到“五常”也是以介绍知识的形式给“五常”以解释：“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不容紊”包含有不能轻视，不能紊乱，不能不身体力行的意思，也是强调一下“五常”的重要。
4、十义。《三字经》里提到“十义”时，文句表达不很清。注释中则列举为十二义：“父慈，子孝，夫唱，妇随，兄友，弟恭，长惠，幼序，朋谊，友信，君敬，臣忠。”实际所谓“十义”，在《礼记》中叫作“人义”，是对五种人际关系（五伦）提出的十种道德行为标准，是要求人人都必须遵守的，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既然是要求人人都必须遵守的道德行为标准，所以《三字经》中就必须提出，并说：“此十义，人所同”，即人人都一样地要遵行。
《三字经》中提到的这四点，都是封建伦理道德的纲领，在反封建的斗争中，人们都曾对之痛加批判，鲁迅就曾斥之为：“吃人的礼教”。据此，我们认为《三字经》中思想教育这一板块基本是“糟粕”，也无不可。不过我们今天如果能全面正确历史客观地看待儒家思想，对这些内容也不可全
部否定一笔抹煞。封建统治者利用这些原则、教义来压迫甚至残害人民，说什么“君为臣纲，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为子纲，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尤其是对妇女，“夫为妻纲”，妻就得遵守“三从四德”。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方面看，君臣之间互相讲义，君敬臣，臣忠君；父子之间互相讲亲，父慈爱子，子孝顺父；夫妇之间互相讲顺，夫义待妇，妇听从夫；兄弟之间互相讲友爱，兄良弟恭；朋友之间互相讲友谊，信义为重，不是也很好吗？这些即使放于今天，我们赋予它以新的思想内涵，也还是可以有积极意义的。
五、语言教育功能：
中国古代，口头语言与书面用语是不同的。人们生活中互相交流使用的语言，叫口语，或白语，而书面（写文章或公文）用的语言又是一套，叫文言。这种双轨语言并行的现象一直延续到“五四”运动以后才得以改变。
蒙童入学必须开始学习文言，这是以后读书作文，进入官场必须要用的。这一实际状况，就使得蒙童的语言学习比我们现在难度大了不少。因而作为蒙童的背诵读物，就必须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它必须具有培养学生从白话过渡到文言的功能；二是它必须是既浅近又标准的文言文；三是它还必须易读易记易背，以便通过熟读成诵；使学生逐渐掌握文言。《三字经》在这在三点上都做得很好。文字浅易，但运用的文言实词，虚词不少，一些基本的文言句式，也以很简炼的形式出现，全书采取三字韵语短句，琅琅上口。短短1128字，蒙童可以很快背熟，从而打下一个坚实的文言文基础。
《三字经》一书的这一语言教育功能，本来是很明显的，但以往的研究者似乎并未特别重视而当今的一些小学语文教材编写者，似乎也没有很好地继承这一点。当然，我们现在的学生，不要求掌握文言，但我以为作为启蒙读物，还是应该从字词句方面给儿童语言发展打好基础。像《三字经》这样浅易的文言读物，让儿童背诵下来，对于以后阅读文言读物（如古诗词、古文章）还是大有裨益的。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三字经》是一本在长期启蒙教学实践中逐渐形成完善起来的好教材，其功能比较全面，精华是主要的，糟粕虽有，但是并不多，也有明显的不足之处有待补充。问题是我们应该研究如何批判地继承它，而不是将它作为古董束之高阁，更不能将它贬得一文不值。

2002年3月12日南桥斋

专题：教育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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