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启蒙教育研究

50年前，我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有着许多美丽而多变的梦。在刊物上发表了几篇作品，便立志要当作家。朝鲜战争爆发，党号召抗美援朝，又热血沸腾报名参军，虽然“雄纠纠气昂昂”，却没能够“跨过鸭绿江”。退伍后，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眼看着前途一片光明，却突然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梦破魂惊之后，认识到人生在世只要能踏踏实实干好一两件那怕是很平凡的小事，待到白发苍苍之时，回顾往事，不以虚度年华而悔恨，也就可以问心无愧了。于是我成了一个教书匠。

我去了一所重点中学教高中语文，这一干就是20年。在此期间，我深感现今中国学生的中国语文程度，真有点今不如古，相当一部分高中毕业学生，错别字严重，到了大学，依然文理不通，不要说远比古人，单看看周恩来在南开中学时的作文，就足够发人深思了。

于是我想起了在大学时偶而读到的一个小册子。那是张志公先生写的《中国传统语文教学初探》。张志公先生在书中谈到中国古代的几种语文启蒙读物《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和《千家诗》，我当时就非常赞成他的分析，因为这些读物我儿时都读过，后来深感得益非浅。这些读物和使用这些读物的得失利弊，在推广白话文以后，渐渐地都被抛弃了，这真是有点把洗澡水和孩子一起泼掉的味道。我觉得中国传统的语文教学经验，尤其是启蒙阶段的语文教学经验是很值得研究的，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继承和发展。因为我在教学实践中发现，现今中学生甚至大学生语文程度之差，究其根源毛病是出在启蒙阶段，即小学低年级阶段底子不实，与古人用《三字经》等几种读物打基础的情况，很不相同。如果能借鉴古人打语文基础的经验，从启蒙阶段着手改进，也许会找到一条不错的途径。

还有一件事，使我更坚定了以上这个想法，那是在一本《语文教学》杂志上看到的一段记事。说是有一天一群作家在参观鲁迅故居后往外走时，一位作家随意地提了一个问题:“你们说，咱们现在的学校，能不能培养出鲁迅这样的作家？”当时所有的人，未假思索但却异口同声作出了回答:“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这一下大家感到不好说了。这时有一位作家谈了一段自己儿时的经历，他说他小学二年级时，为躲避日寇全家人逃入山中，在山里他的父亲给他和其他几个同样逃难的幼童教导学习，在一无教室二无课本的情况下过了一年，抗战胜利，返城复学，经学校测考竟可以插班编入五年级。这位作家说，在山里父亲教他的是《陋室铭》、《爱莲说》、《卖炭翁》等父亲脑子里记下的东西，而当时学校里学的则是“我看爸爸刷牙，我看妈妈洗脸”这样当时的《国语课本》。……这位作家后来的话怎么说，我记不清了，总之大意是说鲁迅儿时的读物那是远远高于现在学校教材的。

这一段故事和张志公先生关于传统启蒙读物的议论，给了我很大启迪，使我产生了研究传统启蒙语文教学的想法。

但真正开始研究那是后来的事。在我们有了一个4岁的小女儿时，我每天利用业余时间教她识字，并给她编选些读物，这个实验进行了一年后，竟取得了大大出我意料的令人惊喜的成果。她不仅识字达到3000左右，而且能读能背不少诗文，像《荀子•劝学》，杜甫的《石壕吏》，白居易的《卖炭翁》等等。最有意思的是有一次我给学生上课，按教材要求背诵白居易的《琵琶行》，一周时间，全班50多名学生竟无一人能够通背全篇。我也是忽发奇想，那天我抱着4岁半的女儿去上课，让孩子站在讲桌上，一口气如流水般背诵了这首500多字的长诗。这不仅使那些即将参加高考的高三学生瞠目咋舌，实际对我的震撼更大，我对启蒙教育的研究所以从此以后30年孜孜不倦的决心就是从那时候确定的。这个女儿后来上到高中，正好是我给她们班教语文课，她由于小学跳过级，在班里她比其它同学小两岁，个子也矮，座位排在第一排紧靠讲桌。但我上语文课时，她总是躲到最后一排的角落里，自学其它课程。我知道她已经不需要再听语文课了。所以从不干涉。事实上每次考试，她的语文成绩始终是全班最好的，后来考入东北财经大学，高考成绩中语文成绩也是最高的。

从1975年到1994年，因为我主要忙于工作，启蒙教育的研究与实验，也就只能是利用业余时间先在家里以自己的孩子为对象进行，同时编写点教材。好在我有4个子女，不愁没有教的对象。因为我是把教孩子这件事当作科研搞的，所以有一定的计划与目标。1979年，某一天，我的小女儿，竟创造了一天内识字100个的纪录。（这个女儿，现已32岁，大学毕业后在一所高中教语文，去年被破格评为中学高级教师）。

1993年，我第一次接受别人家的孩子参加实验。是陕西省韩城市一名农村男孩，4岁半，叫郭恩钱。这孩子本在一个很不错的幼儿园上中班，利用暑假我带了10天，结果识会了180个新字，这使他的家长大为惊诧，于是从幼儿园退出，要求我长期培养。这孩子的接受能力属于中等水平，我带了将近两年，识字3000多个，并学习了小学一年级的大部分课程。

如果以1975年作为我进行启蒙教育研究的开始，至1994年，已经过了将20年，这个阶段的情况，一是从理论上确定了启蒙教育可以起步早、起点高、速度快的观点。实践也证明这是可行的。二是教材方面主要编写了一个《幼童快速识字千字文》，即把1000个常用汉字一字不重复编写成一篇4字韵语句的文字。此外还选编了一些古诗文、儿歌和短篇童话。三是在方法上确定了认写分离，认拼分离的原则。四是对象虽然从郭恩钱开始，已有了从自己子女到别人家孩子的过渡，但仍然停留在个体实验状态。个体实验容易因材施教，但在时间安排、上课形式、教材选用等方面，都不很确定，加之又是业余教学，所以随意性较大。

1994年秋，实验有了一个阶段性的发展。这时我已退休，有条件进行全日制的小班教学了。于是我找来6名4－5岁的孩子，成立了一个启蒙实验班，并聘请了一名助手，开始了班级教学实验。两个月以后，6名幼童全部识字达1000个。这一成绩，几家媒体做了报导，一时社会影响颇大，登门要求参加实验的孩子也多了，于是我接着又接受了20名幼童，加聘了两名助手。我的实验班是不收费的，但热情的家长们主动赞助的实验经费，当时已超过5万，足够维持。

在此期间，有件有意思的事，倒值得说一下：一天晚上，县委书记庄长兴（现任共青团陕西省委书记）亲自登门来访，要让他的5岁男孩庄仲乔来参加实验。当时开班已过一月。其他孩子识字已超过300，而庄仲乔识字不超过十个，无法随班，可是又不好拒收，这使我非常为难。无奈中我只好进行单独突击，谁知这一逼倒逼出了一个奇迹。这孩子第一天识字90，第二天80，第三天70，三天时间识会240个常用汉字，到第50天，识字达到1000个，赶上了班级进度。他的母亲远在西安，两个月后她见到孩子，深感不可思议。庄书记也说我：“简直是个魔术师，”而且非常愉快地为我的实验提供了5000元的个人赞助。

庄仲乔的情况，虽然只是一个被逼出来的个例，但其他几十名孩子以及后来参加实验的数百名孩子，绝大多数每月都能轻松地完成识字300的进度。这一成绩的确令人深感欣慰。

还有一个个例也很有趣：那是一个西安市的男孩，父母离异，妈妈去了法国，爸爸去了德国，孩子随姥姥生活，家庭非常富裕。参加实验学习一周后，因为大腿上被蚊子叮了个小红点，姥姥很不高兴，颇有点盛气凌人地当面对我抱怨了几句，并声称要立即退出实验。说实在的，我也有点讨厌这种贵妇人气十足的家长，我说：你当然可以马上领回孩子，但这一周内他识会了100个生字，全在黑板上写着，我给你一张纸，你抄一份带回家去，这是我们的劳动，也是孩子的辛苦，别遗忘了。这位有文化的姥姥大概有点不相信，她领着孩子，在黑板前将那100字全部考了一遍，无一不会。惊喜之下，她向我道了歉，又留下了孩子。

从1994年开始的班级教学实验，一直继续了6年。前后参加实验的孩子超过200名。这个阶段的实验与前一阶段的个体实验有很大不同，由于孩子们的年龄、接受能力、性格爱好、以及参加实验的时间长短，都不可能完全一致，所以就需要对教材和教法进行不断的探索与改进，并根据实验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和取得的新体会，不断地作精益求精的丰富与提高。我们坚持以实践的效果为依据，在长达6年之久的这个阶段中，我们陆续编写和选用了一系列教材，而且几乎是逐年修改。教法当然也在探索中不断有变化，保留效果好的方法，淘汰实践证明效果欠佳的方法。

到了2000年，我觉得举办实验班的形式可以告一段落了。因为这时从理论上说，实现“早高快”目标的可能性与可行性，“说认读”的快速识字基本原理，以识字为突破口尽早进入阅读促进语言与思维能力的发展等问题，均已经实践证明是正确无误的。从教材方面说，一系列分阶段的包容了识字内容，德育内容和知识内容的教材，也已初步完备。方法方面如认读分离、认拼分离、说话先行、音义找形、三步记忆、滚动复习等基本方法和其它丰富多样的具体方法，也都可以肯定下来。总之，研究的成果已基本成熟。因此从2000年到现在这几年，我的工作重点就是进行总结整理和考虑如何向社会推广的事。时至今日，全面总结整理的工作已基本完成，写成了几篇论文、一套课本和一本教法指导。

在《启蒙教育应该起步早、起点高、速度快、方法科学》等几篇论文中，我主要谈论了启蒙教育要以发展幼儿思维能力为目标，以尽早进入阅读发展语言能力为途径，以快速集中识字为突破口的观点，并对当前启蒙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作了讨论。

课本是我把多年来自己编写的，改编的，选用的很多材料，去粗存精，由浅入深，按实际教学可操作的顺序整理成一套比较完整的课本，初步定名为《学前幼童快速识字课本》，分为上、中、下三册以对应3岁、4岁和5岁的幼童使用。

《学前幼童快速识字教法指导》是方法方面的总结，是给教师和家长们使用的。只要具有中学毕业文化程度，就可以按照书中的方法去教学生或自家的孩子，达到６岁前识字过关提早进入阅读的目的。

这三个部分是相辅相成的一个整体。没有理论上的认识，就不会接受快速识字的教材与方法，有了教材没有掌握方法，或者有了方法没有这一套特别设计的教材，同样不可能达到目的。

总结整理的工作虽已初步完成，至于下一步如何向社会推广的事，看来尚需社会上对发掘中国传统启蒙教学精华，创造现代幼儿快速识字奇迹的有识之士，共同努力。我现在年事已高，今年74岁。我愿意把我这一历经了30年研究的启蒙教育成果，奉献给中国千千万万的儿童，也奉献给全世界所有学习汉字和中国文化的朋友们。

专题：教师心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