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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都为世俗所累，既不能活出真我，也不敢流露自己的真性情，总是要瞻前顾后，这便是中国式的含蓄和成熟了。
在中国历史上，能够以“真性情”示人的，除了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中的几个，好像再也找不到有谁不是终日带着一个“面具”见人了。 阮籍、嵇康、刘伶之徒，活得本真也怪异，看起来洒脱狂放，其实内心里的苦痛更胜于常人，只不过是用并不高明的狂傲不羁来掩盖内心翻滚的热血罢了。若是从超越的层面上说，他们远不如陶渊明之流，这当然是因为他们是真正的性情中人的缘故。 不管是“竹林七贤”还是五柳先生，他们都有着过剩的智慧，也许还有些治国安邦的本事，但在那种世道，他们看到的是浅薄，得到的是绝望，只有做出些超越之举了，但这种超越完全是被迫的，所以也是不彻底的超越。与其说是超越，倒不如说是无奈。 说起超越，中西方还是有着本质的差异的。西方超越的核心是“超越客体”，而中国人则更乐于“超越自我”。这恐怕跟西方人比较外露而中国人比较内敛有关吧。 古希腊联军可以为一个叫做海伦的美女而发动一场持续十年的特洛伊战争，当战争结束后，没有人对这场战争的导火索——海伦小姐发出任何怨言，一方面是海伦的美的确具有震撼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自尊和荣誉在西方人心中的份量。中国的唐朝，也发生过一场类似的战争，虽与那个“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女人无关，却最终由她承担了全部的责任，那个女人被逼得上吊而亡，直到如今她还是“红颜祸水”这个词的最好的注脚，这就是中国的政治。 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讲述了古巴一个老渔夫桑提亚哥在连续八十四天没捕到鱼的情况下，终于独自钓上了一条大鱼，但这鱼实在太大，把他的小船在海上拖了三天才筋疲力尽，被他杀死了绑在小船的一边，在归程中一再遭到鲨鱼的袭击，最后回港时只剩下鱼头鱼尾和一条脊骨。但是，在休息了几天之后，老人修补好鱼网又出海了。小说塑造了一个在重压下仍然保持优雅风度、在精神上永远不可战胜的老人形象，突出的是一种人之为人的硬汉子精神。“一个人可以被打败，但不能被打倒。”正是西方人对客体超越的最好的诠释。 1912年4月10日，被称为当时全世界最大最安全的豪华游轮“泰坦尼克号”在它的处女航中，在加拿大东岸纽芬兰附近的海面上撞上巨大的冰山而沉没。当时船上载有2223名乘客，不幸的是只有700多名乘客逃过这一历史上最大的船难。本来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可以脱险，但起初人们并不愿意逃离。 当乘客们意识到末日来临的时候，由于有“妇女儿童先下”的规定，甲板上出现了许多动人的情景：丈夫吻别妻子和孩子，帮助他们上救生船。许多妻子与丈夫依依惜别，有的甚至拒绝上船。有男乘客抢着上救生船时，船长毫不犹豫地开了枪。当所有的妇女和孩子都安全地撤离，当所有的救生船都离去之后，“泰坦尼克号”上出现了一片奇怪的宁静。大家不再惊慌，数百人静静地站在甲板上。船长出现了， “现在，自己救自己吧。”他对所有的人员说。这时，有人在坚守岗位，有人在默默打牌，有人奏响了音乐，有人跳起了舞蹈…… 在危急之中，人类本性中的善良与丑恶、高贵与卑劣更加分明。在死亡面前，人们的精神姿态、尊严价值都得到了充分体现。这种不屈不挠、视死如归的精神就是最好的对客体的超越。 如果把西方的超越客体看作是积极的入世，那么，中国式的超越自我则是一种消极的出世。这种出世的思想大多是由于过高的估计自己而得不到重用，从而产生的逃避和遁世情感，当然也有一部分是主动地对时间和空间的有限性进行超越，是把个人的生命融入到天地之中，追求一种“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境界。 这种超越的理论最初应该源于老子的“虚静”说。虚，即空，就是去欲。静，则有专注之意。“虚静”原属哲学范畴，不仅道家有所论述，而且儒、法、佛各家都有论及。可以说，“虚静”说是先秦时期较为普遍的一种认识，涉及到人格修养、思维方式以及宇宙论和认识论等。 其实，简单地说，就是去掉内心的私心杂念，把心空出来。空，才能容万物。故道家认为儒家不过是小智慧，真正的大智慧须“弃智去欲”。这实际上就是对现实的实用关系的摆脱与超越。在金庸的武侠小说《笑傲江湖》中，任我行练吸星法之前先将自己的内功散尽，然后才能吸取别人的功力，就是这个道理。“虚怀若谷”、“宰相肚里能撑船”等等说法无疑是对“虚静”说的继承与发展。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写道：“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如果把这首诗前四字连起来，就成了“千万孤独”，仿佛听到了那一声长叹：“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然而，诗人的这种孤独是主动选择而非被迫，正如苏子所言“侣鱼虾而友糜鹿”，抛却尘俗杂念，在茫茫宇宙中追寻人生的真谛；另一方面，诗人虽然与人世隔绝了，但整个天地都与他在一起，物与我相融，利与害参透。因此，这种孤独是一种超越自我的“大孤独”，非常人所能及也。 这种以曲笔来表达自己的理想与信念的诗文，在中国古代不说是比比皆是，也不会是凤毛麟角。中国文人历来有两大梦想，一是红袖添香，二是行侠仗义。——这谈何容易，只到不久前，才在金庸的小说中得以实现。当这两大梦想只能成为梦境的时候，他们便寻求对自我的超越。 可见，中国式的超越自我，追求的是一种个人的超越，是静态的，是摆脱，甚至逃离，让人净化心灵，看破名利。所以中国人喜欢幽静的园林，喜欢宁静的斜阳，喜欢远离尘嚣，喜欢洁身自好。而西方的超越客体，则是一种群体的超越，是动态的，是挑战，挑战自然或挑战极限。所以西方人乐于蹦极，乐于跳伞，乐于登山，乐于一切冒险运动，不但挑战现实，还通过幻想挑战未来。 “超越自我”让人淡泊，告诉人们寄希望于来世，回避现实的矛盾；“超越客体”让人奋进，提醒人们时刻抓住现在，扼住命运的咽喉。不同的超越方式也造就了不同的认识观、世界观和生死观。 西方人是为性情而活，活得单纯而率真，“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正是西方人喊出的心声；西方人为真理而活，“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因此，西方大多为捍卫真理而死者，叫“哲学烈士”。苏格拉底临死前还在与朋友讨论一个人是否可以自杀，还在叮嘱克里托应该还给医疗神一只公鸡。美国哲学家梯利称苏格拉底的死为一次“壮丽的日落”，更有人把苏格拉底之死与耶稣的死相提并论。布鲁诺被绑在罗马的鲜花广场，面对吹灭蜡烛的刽子手，威严地说：“大概你们宣读判决书时比我听取判决书时更加恐惧吧。”西方人认为死亡是去见上帝，所以死得神圣而坦然。 中国人是为别人而活，在意的是世人的看法甚至是后人的评价；“死要面子活受罪”，正是对中国人几千年来生存状况的高度概括，不但要对得起活人，还要对得起死人，否则就“愧对列祖列宗”。还有一句话不太文雅，叫做“又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 话粗理不粗。中国人大多为利益而死者，他们自己认为是为正义而死，叫“革命烈士”。项羽本可以轰轰烈烈地去死，完成他对人生尊严的诠释，却在临死时说什么“无颜对江东父老”，让一个高大的形象顿时萎缩。贪官污吏们虽不要脸之至，却也在忏悔时念念不忘“对不起父母对不起党”。中国人认为死亡是去下地狱，所以面对死亡总是恐惧而留恋。 “超越自我”即超越时空的有限性。这总是不容易实现，须有大智大慧。从古至今，能够真正超越自我者寥若晨星。若不能“弃智去欲”，又想进行自我超越，那必将陷入极端的虚无主义而遁世逃避。况且，即使实现了自我的超越，世界上也不过是多了一位没有实在意义的思想家。“超越客体”也就是确认人的价值意义。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义无反顾地“索取”，会让人热血沸腾，总有进取之心，从而推动历史向前发展。这是每一个平常人都可以做到的，所以，实现对客体的超越，才应该成为人们的追求和向往。
文章来源：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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