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南怀瑾先生《论语别裁》，他关于冯道的评论引起了我的兴趣。冯道其人生逢唐末五代八十多年的乱世之中，曾事四姓、相六帝，却如不倒翁般在政治风浪中屹立不倒，自称“长乐老人”。宋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冯道传》中曾言他丢尽了中国读书人的气节。

关于冯道，早年读书时读五代史小故事是有印象的，那就是个毫无气节可言、不知羞耻的混蛋。但如南先生为其作翻案说却是近几年有所闻，在网上搜索冯道的事迹，在图书馆查阅《新五代史》，学文科的我对历史虽不陌生，但对五代史和明代那一段历史却毫无兴趣，原因是太多的头绪和烦乱，此次只当恶补，不想竟沉陷其中，从而也了解了更多的冯道。自晚唐至五代，连年军阀混战几无宁日，互相争夺的地方涉及全国好几百座城市。如果城破之日，全城官员和百姓都必须尽忠尽节，那么包括西安、洛阳、开封三大古都在内的全国许多大中城市都将成为一片焦土。不仅典章文物荡然无存，连作为中华文化载体的一些具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和千千万万老百姓都将为了尽忠尽节而牺牲殆尽。何况，那都是些什么样的皇帝？！冯道作为年高望重，官居相位的百僚之长遵从了“民为贵”的思想，淡看了一已私誉，将保护典章文物、保全知识分子、保护无辜受难百姓的责任视为已任。他率领文武百官开城跪迎后唐废帝李从珂入城之后，多次如法炮制，迎接过后晋高祖石敬瑭、辽主耶律德光、后汉高祖刘知远、后周太祖郭威等人，周旋于虎狼丛中，最大限度地做着自己应该做的一切，不管君主是谁，只要能让百姓安居乐业，能让万民免受屠戳之苦，就辅佐之；能尽一份力，能施一点仁政就努力去做。掩卷深思，回顾自己多年生活经历和感悟，对南先生的评论不由得认同，在务实与虚名之间，冯道在那样一个全体知识分子普遍地视名节为生命的时代能做到这一点，实属难得。同时深感自已的无知和浅薄，遂叹历代典籍学说俱因时代不同而为人导之以用，史策经书中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与议论在现实社会中并非一成不变，人们生存方式的深刻变化也决定了人们对历史人物的不同解读。研究历史是为了开创未来，所以对于历史的不同解读亦应与时俱进，此亦当是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

由冯道想起更多先人的名字，诸如文天祥、方孝孺、史可法、谭嗣同、赵孟頫、钱谦益、吴伟业、侯方域，甚至看似与此无关的李陵、耶律楚材、袁崇焕，这些先人的事迹行藏无异都与节操二字有关。然而，何为节操？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东方研究所教授邹纪孟先生在他的《学而优则仕》一书中指出：节操二字，历来为中国文人所看重，“节”即指气节，偏重于指政治上的忠贞不二，“操”即操守，偏重于指在个人道德上的完善无暇。“节”的核心要义就是“不改初衷”四个字。按照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所谓“节”，所谓“忠”是对上不对下，只对帝王，而不对百姓；只对某个王朝，而不对整个社会，只对圣人的思想，即后人所谓的“主义”，当是一语中的。

千百年来，人们正是用这样的一个标准来评价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一个文人、一个政治人物，一旦失节，便难容于天地之间，便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一个人大节有亏，是无颜面对父母亲人的，文人不以其为同类，国人不以其为同族。所以，旧时文人，最怕失节，为了一已这一个“节”字，不惜拼却一死，不惜祸及九族，不惜生灵涂炭……如读方孝孺，常为其慷慨激烈的就义方式而感叹，其一死累及亲人九族加朋友和学生八百七十三条生命的绝决，让我每当想起都不能不深恨明成祖的残忍和对方本人的困惑，这样的牺牲是否值得？“慷慨成仁易，从容赴死难”，方孝孺走的虽慷慨酷烈却难以从容，与文天祥、谭嗣同相比，留给后人的更多的是悲惨和无奈。当然，不同的时势造就不一样的英雄，死者已矣，徒留后人空自感叹！

倒是比较同意邹纪孟先生的观点，他点评史可法时稍嫌偏激的话语，让我看到了当代学者的挚诚之心，他说：“史可法的一生侍奉过两个主子，一个是崇祯，一个是朱由崧，为了这样两个混帐东西，置杨州城百万无辜百姓的生命于不顾，这样的人能说道德崇高吗？然而今天，我们崇拜的许多所谓英雄、所谓模范，多是这种人。我们的观念是否应该有所改变呢？”那史书上血腥的扬州十日、法场上刺目的血河成河，正是凿凿明证。在明知大势已去，国将不国的情况下，是为一已之私誉不惜以无数他人生命幸福为代价，还是不惜个人荣辱拯救万民于水火，的确是个两难的选择，这其中的矛盾和折磨当非局外人所能模拟得之吧。这倒让人想起冯道当时的观念：“向谁去尽忠！”一群胡子，兴虎狼之师，你方唱罢我登场，打到我中国来，要我去为他们尽忠吗？所以宁可背上千秋不忠的罪名，不如做些于国于民有利的正经事情。以屈而伸，这也许正是冯道的苦心和境界吧。所以，他的晚年坦然自足，并不以自身的行为而羞耻。再联想曾为辽代皇室的后裔、金朝宰相的公子、两代侍金而后又为蒙古人效力的耶律楚材以其无畏的精神和出色的政治智慧于蒙古铁骑下数度拯救汴梁城及江南数百万百姓性命的义举，怎不让人感叹！

说节操，也想起谭嗣同，当年由达式常饰演的谭嗣同给年少的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成为我心目中真正的英雄，后来读李敖先生在《北京法源寺》一书中关于谭嗣同“死事”与“死君”的问题，更让我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记得李先生借用了公孙杵臼与程婴的对话：“立孤与死孰难？”来初步解释谭之死的意义，接着又以谭之《仁学》一书中“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作进一步的阐述，那大章节的议论和点评堪称精彩，当然这一解释包含了李敖先生对他所热爱和理解的英雄的诠释，但也充分说明，中国文人，无论是身处旧时代还是新时代，无论他们有着怎样不同的经历和人生，灵魂深处很多东西都是相通的，那一脉相承的子曰诗云是他们此生不可能摆脱的血缘关系，千古而不变，那“铁肩担道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更是如出一辙。而关于“节”与“操”更是人们千古不变的话题，只是不同的时代有着万变不离其宗的争论而已。

非常之先人们，那些大知识分子们用自己的生命和热血坚守着自己的人生，按照各自对人生的理解骄傲而有尊严地活过，忠孝节义，彪炳史册，平凡如我辈，在物欲横流的过渡转型期，生命中是否还有着如此的操守？每个等闲如星辰的凡夫俗子们，在祖先血泪交和的史书中读到些什么，思索些什么，又在做些什么。中华五千年，百家精神滋养着一代代的中国人，除了陈词滥调的糟粕，那些值得借鉴并发扬光大的优秀传统我们学习了多少、保留了多少、又传承了多少、创新了多少？是否意识到了作为一个中国人肩上的责任？一家一社会，百家竞和谐，坚持做人的底线和为人的操守，锻造自身的修养和学识，远离奢华，拒绝诱惑，在各自的岗位上尽其所能，勇敢地继承与创新，造福于一家一邻一地一省，我们的这个有着五千年灿烂历史的民族才会有更加值得骄傲的未来。否则，悠久的历史难说不是我们前行的障碍。

专题：杂文评论

文章来源：新鲜